文/韩茹雪

　　和瑛子一起穿行在城中村，构成对话的大半背景。瑛子是我的采访对象，她 2024 年来到东莞做清洁工，次年出版书籍《擦亮高楼》，记录她背后有相似命运的清洁女工群体。“新大众文艺” 的概念近年火热，外卖员、清洁工、快递员等等，在这些职业身份之外，他们对个人处境和思考的记录，成为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其间的粗粝与真实直达人心。

　　最早关注到这样的文学气质，是 2023 年采访外卖诗人王计兵，那时他刚刚获得主流媒体关注。2026 年 7 月，等到写瑛子的报道发布时，我在微信收到喜讯，王计兵获得鲁迅文学奖。

　　在与瑛子的访谈中，她提到一本字典的细节。初中毕业后，瑛子告诉爸爸，自己想要本汉语词典，5 块 5 毛钱。那时爸爸一个月的工资是三四十块钱，有些窘迫，但还是买了。抚摸着那本词典，上面的每一个字一样的工整体面，“平等印刷在上面”，瑛子这样描述。

　　她向我分享自己的内心：“文坛可能有等级，谁是主席，谁是副主席；但是文学没有等级，它有一种巨大的包容性。有些人可能很高级，我接触不到；但每个文字都是不分高低等级的，任何人都可以去碰撞它。”

　　瑛子一直喜欢读书，最近正在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她总结后者为记录生活、记录人生，自己在写的不正是如此？这些书摆在她租住的房间，床与书桌都在一个屋子，这里分不出卧室与客厅。书与日常杂物一样，堆叠得七七八八，成为她生活中的秩序。

　　单篇报道或为孤例，但当一篇篇这类报道串在一起，我想，它们便具备了一种时代的整体气质。还记得几年前跟着王计兵送外卖的一天，接单、问路、爬楼，我们被系统逐帧锁定。天色渐暗时，王计兵打开固定在电动车把手一侧的手机，点亮屏幕，显示这半天的收入，不过几十元。接近商场打烊时间，我们道别，长舒一口气后，我抬头看到拐角的长队，一家饮料店生意正旺，它的招牌饮料一杯小几十元。时间的不同定价，悄然露出马脚。

　　学者戴锦华在一次讲座中分享，曾有记者问她，怎么看待中产阶层文化？她回答，“对不起，我的问题是，今天还有中产阶层文化之外的文化吗？存在着底层社会，存在着另类人群，存在着被抛弃、被放逐的人们，他们拥有自己的文化，但这些文化不可见。”

　　借助做这类报道的工作机会，借着瑛子、王计兵等人的身影，我得以窥见他们背后更隐蔽的人群。与他们道别后，我打开手机，在日趋成熟的技术框架下，算法会向我展示何种生活呢？会有他们的吗？

　　（《南方人物周刊》2026年22期[8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