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看着我的眼睛》这篇小说，源于一次医院走廊里的偶遇。那天，我去医院看望朋友的妈妈，在病房外的椅子上，看见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独自坐着，她凹陷的左脸颊上有一道丑陋的疤痕，眼神却出奇的平静。她正慢慢吃着一碗馄饨，身旁站着一位看似亲人的人不耐烦地看着老人。那一刻，我突然想起我的母亲，一生付出却被疾病缠身的老人。同样满头银发，凹陷的脸颊。

　　这就是“老妈”这个角色的原型。我常常觉得，生活中那些看似普通平凡的老人，他们的过往人生中都有不堪的回忆，他们的沉默里都藏着属于他们的故事。我想写一个关于普通家庭、普通老人和子女关系的故事，写那些被我们习以为常却又狗血不堪的家庭关系。

　　小说中的“老妈”是一个上海女人，跟随当兵的丈夫来到曼兹小城生活。她身上有那个时代女性的隐忍与坚韧，也有上海女人特有的精致与讲究。我设置两个地域差异很大的人结合，也有着考量。这样的差别，“老妈”学会了习惯。什么原因呢，那是他们的爱。因为有爱，一切都可能。我还特意设置了她脸颊上的疤痕这个细节——那是她患口腔癌手术后的痕迹。这个疤痕不仅是身体的创伤，更是她为家庭付出的见证。

　　我写过一些家庭题材的小说，水珠能够折射太阳的光芒，小小的家庭就是一个社会，一个修罗场。在小说里，我设置了三姐妹的不同性格：大女儿“我”是传统的孝顺女儿，承担着照顾母亲的主要责任；二女儿婷婷直率泼辣，嘴上不饶人但心地善良；而三女儿米田则是典型的自私型人格，精致的利己主义。她把父母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这种姐妹关系的设置，源于我对身边多个家庭的观察。生活中，几乎每个大家庭都有这样一个“米田”——她可能是最受宠的孩子，却往往最不懂感恩。

　　其实米田这个角色，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坏人”，她的自私利己某种程度上是被家庭环境塑造的。父母因为愧疚而过度补偿和迁就，反而造就了她的索取型人格。我写她在母亲住院期间的冷漠，写她为了舅舅房产的算计，不仅是要批判这样一个角色，更是想展现人性中令人心寒的复杂性。生活中，我们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亲人——他们并非十恶不赦，但他们的自私自利足以伤害最亲近的人。

　　小说中选择口腔癌作为疾病载体，在于它的隐喻性。这个连接进食与言语的器官病变，恰似当代家庭沟通溃烂的病理切片。母亲被鱼刺划破的创口，恰似亲情纽带上的陈旧裂痕。那些本该流淌关切的齿缝间，卡着米田的算计、奇奇的冷漠与小付的市侩。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芦荟”意象，是我刻意安排的隐喻。父亲种下的108钵芦荟，象征着传统家庭观念中的“香火延续”。米田不断剪断芦荟的枝叶用于美容，暗示着她对家庭传统的破坏。而最终芦荟在院子里郁郁葱葱，则代表着某种家庭韧性的延续。

　　“看着我的眼睛”这个题目，来自我童年记忆中的一个场景。记得小时候做错事，母亲不会打骂，而是让我看着她的眼睛，在那双眼睛里，我能看到失望、期待和爱。这种非言语的交流方式，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量。在小说中，我把这个细节赋予了“老妈”，成为她教育子女的特殊方式，也是她性格中温柔而坚定一面的体现。

　　关于舅舅捐赠房产的情节，取材于我朋友家的真实事件。他舅舅终身未婚，晚年被侄女一家接去同住，表面上是孝顺，实则是觊觎房产。老人察觉后，悄悄立遗嘱将房产捐给了养老院。这件事让我思考良久——亲情与利益之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我们照顾老人，究竟出于爱还是算计？

　　写作过程中，最打动我的是“老妈”这个角色的塑造。她不是那种苦大仇深的传统母亲形象，而是一个有血有肉、会软弱也会坚强的真实老人。她爱美，所以染发成了她多年的习惯，她爱美，会在意脸上的疤痕；她念旧，在房子被传要拆迁，她并没有多少喜悦，她更愿意待在老房子里。她也会在子女争吵时不知所措。这种复杂性，是我在公园、菜市场观察无数老人后提炼出来的。

　　技术层面上，我采用了双线叙事——一条是现在的就医过程，一条是过去的家庭回忆。这种结构能让故事在有限的篇幅里容纳更多时空。而选择第一人称叙述，则是为了让读者能更直接地感受到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张力。

　　写这篇小说时，我脑海总是想起自己的父母和孩子。我们这一代人，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危机中，如何平衡工作、家庭与孝道，是每个人都面临的难题。通过这个故事，我想探讨的不仅是家庭伦理，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存困境——在物质主义盛行的今天，亲情到底价值几何？

　　最后，关于小说的结尾，我选择了开放式处理。没有明确交代老妈的病情发展，也没有给米田一个“改过自新”的俗套结局。因为生活本就如此——不是所有矛盾都有解决方案，不是所有伤口都能完全愈合。但只要有像“我”这样的人坚持着最基本的孝道与良知，家庭的温暖就不会完全消失。

　　我总认为，文学的力量不在于编织离奇的情节，而在于发现平凡生活中的那些微小却震撼人心的真相。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秘密，每道皱纹都有自己的故事，关键是要学会“看着他们的眼睛”，真正看见那些被日常掩盖的悲欢。

　　(《小说林》2025年4期 [5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