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禾

　　一

　　我婶婶是镇上最会抓海蜈蚣的人,抓了一辈子海蜈蚣。

　　海蜈蚣并不好抓。那玩意儿比陆上的蜈蚣长得多,近一米长,足有两百节,也比蜈蚣软,看起来就像长了脚的蛆虫,因此也叫海蛆。抓这样又长又软的一条虫子,一不小心就会把它扯断了,下半截哧溜一下缩进烂泥里,再也找不着。因此必须用特别的工具,一种比梳子略稀疏的耙子,我们叫篦子。小时候我看过婶婶抓海蜈蚣。她戴着斗笠,站在退潮后的滩涂中,烂泥没及大腿中间,手举篦子,就像举着一把刀,目光扫过湿漉漉、亮闪闪的滩涂,忽然一挥手把篦子插到泥水里。仔细看,篦子上已经卡着一个带触手的海蜈蚣头。然后婶婶迅速刨开烂泥,抓着篦子轻轻拔出海蜈蚣,再刨泥,双手交替着继续拔。轻巧,温柔,坚定,就像在哄海蜈蚣,别一使性子把自己弄断了,让人类没法儿完整地吃掉你。

　　从退潮到涨潮忙活四五个小时,婶婶可以抓住五六斤海蜈蚣,回到家一倒竹篓,装满整个塑料洗衣盆。小时候我很怕看盆里的海蜈蚣,满满一盆蠕动着的活物,细长细长的一条条,交错着缠绕在一起,带着无数细密的肉足,一刻不停地翻动爬行。

　　这还不是它最可怕的模样。接下来,婶婶要杀海蜈蚣。这是细活,很费工夫。她会搬个小凳子坐在洗衣盆旁边,磨快一把又尖又窄的剪子。先一剪子去掉海蜈蚣头,海蜈蚣头部有一对锐利、坚硬、可伸缩的腭,是它全身最硬的地方,也是它最厉害的武器。去掉这个,剩下的就是柔软的肉体,只需不停捋着往剪子口送,就能从头到尾剖开了。海蜈蚣有血,略浅的红色,剖过的海蜈蚣还会继续蠕动,于是盆里变成血淋淋的一团蠕动的活物。

　　之后,冲洗干净,下锅煮沸,捞出晾干,配上香菜,就是我们这个海边小镇的顶级美味。煮熟后倒是不太难看,翠绿翠绿的,带着点儿黄色和黑色,类似蕨菜的颜色。味道极其鲜美,扇贝、贻贝、鲍鱼、海参等海中珍馐都望尘莫及。镇上人们办酒席,海蜈蚣是公认最美味的一道菜,风头甚至盖过最昂贵的龙虾。

　　鲜美归鲜美,那东西吃起来有点刺喉咙,因为海蜈蚣周身长着毛。很短,很不明显,用筷子夹起对着光细看,才会发现那些细密触手下藏着的黑色刚毛。因此,从小到大我都不喜欢吃海蜈蚣。但大家觉得,不就是一点毛吗?跟那鲜美绝顶的味道一比,也不算什么了。“别总想着毛,重点是鲜味!”爸妈总是一边这么跟我说,一边嚼着一团海蜈蚣,“人要学会抓重点!”话没说完就囫囵吞下。我不知道怎么抓重点,对我来说,重点始终是那些刚毛。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吞得那么容易,对我来说活像吞钢丝球。

　　二

　　不管怎样,镇上的人们都喜欢吃海蜈蚣,从未因刚毛而嫌弃它。婶婶的海蜈蚣一直供不应求,她基本上是靠抓海蜈蚣养活了一家人。至于叔叔,跟前半辈子的我爸一样,干一行砸一行,赔钱是家常便饭,没有弄到倾家荡产、砸锅卖铁就算万幸了。叔叔和镇上大多数人一样,除了种着一亩出头的水田,偶尔去码头卸货,最主要的营生就是驾着小渔船出海捕鱼。我大伯、爸和叔叔共有一艘二手渔船,每个月出海四五次,夏秋时节在海湾附近捕鱼、墨鱼、马鲛鱼,冬春时节去入海口附近捕鳗鱼苗。出海一趟三四天,赚到的钱经常连赊柴油的账都还不上。

　　男人的生计靠不住,养家还得靠女人。每次见叔叔白忙活一场还倒贴钱,婶婶就一声不吭地背上竹篓,走上通往滩涂的海边小路。

　　海边长年雨雾笼罩,天气多变,飞来一片雨云就会落下一阵雨。下了雨,滩涂的烂泥更加稀烂,泥橇很容易陷进泥淖里,滑着滑着就会一头栽倒,整个人泡在泥水里。小时候,我好几次看见婶婶满身烂泥地跑回来,从头发到指甲都裹着泥巴,然后拉起水管子,就着门口的水泥洗衣槽,往自己身上浇。我们几个孩子惊讶地围着看,她就笑着开玩笑,说是刚跟海龙王打了一架,还会从装着海蜈蚣的竹篓里摸出几个青蛤蜊给我们玩。

　　有时,婶婶满身泥巴地回来,发现家里连饭都没做,两个堂弟在隔壁伯父家蹭饭,而叔叔还在街上馆子里打麻将。她顿时火冒三丈,连泥巴都顾不上洗,就去街上把叔叔拽回来,然后两个人当着全镇人的面大吵一架。遇上风雨交加的日子,看着婶婶浑身烂泥,就连那些牌友也看不下去,纷纷骂叔叔,婆娘弄成这样,怎么还能安心坐在这里打麻将。叔叔脾气暴躁,不善言辞,不论是羞愧、沮丧还是心疼、心痛,都会化作同样的行动——打架。于是他会趁着怒气,跟牌友打一架,为眼前不可收拾的局面做个了结。

　　一个经常去抓海蜈蚣,一个经常去打麻将,结果就是经常吵架打架。在我印象中,叔叔婶婶几乎三天吵一架,五天打一架。只要他们没有闹到门外,我爸妈和伯父伯母就当没听见,该干吗干吗;就算闹到门外,嚷嚷得让人听不见电视声音,只要没动手,我爸妈也还是不管。有时他们太淡定,任凭我一趟趟跑去报信,他们都不急,等他们出来时,叔叔和婶婶已经抄起了长凳和扁担。颇让人恼火的是,每次费心费力劝完了,这两人又照常烧火做饭,照常把吃饭的小矮桌搬到门外,夫妻俩头挨头亲亲热热地一起看电视,什么事都没有。弄得之前帮忙拉架的邻里和亲戚们里外不是人。到后来,只要两人不抄家伙,就没人插手。

　　三

　　后来有一年,我爸他们三兄弟出海捕鱼遇上风浪,只捡回三条命,渔船沉了,没找回来。为了赚钱再买船,我妈和婶婶琢磨着做毛竹生意,去福建宁德山区买毛竹,雇船运回来,卖给种紫菜、种蘑菇的人们。一开始,她们派我爸和叔叔去,两人在宁德逛了一圈空手回来,说是没找到货源,人家不卖给外地人。我妈和婶婶不信,宁德满山竹子,家家有林场,不卖给外地人,留着当柴烧吗?两个女人决定自己去。她们连夜坐上海船,没过几天就带回两大船毛竹,在码头刚卸完货就卖光了。两人觉得这门生意大有可为,让我爸和叔叔把祖屋旁的空地推平了,又从邻居那里租了两片空地作为竹场,正式开始贩运毛竹。

　　镇上的海港是海湾内深入陆地的一条狭长水道,就算是初一、十五之后潮水较大的活汛期,每天也只有几个小时水位足够高。运毛竹的船每次都趁满潮进港,抓紧时间卸货,赶在退潮前驶出海港。要赶时间就得雇更多人,而且码头上也没有足够的地方,必须尽快将毛竹从码头拖回竹场。人多路远,工钱就多,一船毛竹要花上百元。我妈觉得这是必要的花费,婶婶总是舍不得,就跟码头附近的人商量着借了一片地,卸了货暂时存放,然后再由自家人慢慢拖回竹场。有时竹场的生意太忙,我妈忙着称重算账,我爸和叔叔忙着帮客户装车,婶婶就自己一个人拖,上百棵竹子,往返两百趟,她居然也坚持下来了。

　　赶上潮水最低的死汛期,运竹船有时进不了海港,就在海湾里下锚。这时候,要么将毛竹减价卖给种紫菜的渔民,让他们自己扎成竹筏用渔船拖走,要么只能趁退潮雇人去滩涂上拖竹子。我妈毫不犹豫地选择卖给渔民,宁愿一毛钱不挣,在她看来,做生意总有折损的时候,这回折了下回补就是了。婶婶还是舍不得,总要留下半船竹子,发动那些跟她一起抓海蜈蚣的女人们来帮忙。尽管工钱不多,但婶婶在赶海的女人中人缘好,一招呼就能召集十几二十人,一个个踩着泥橇赶来,把毛竹一根根拖到岸边。每次,婶婶都不顾叔叔的劝阻,亲自踩泥橇拖竹子,拖完最后一根竹子,弄得满身泥巴才心满意足,似乎不只是为了省一份工钱,更是为了和她的姐妹们同甘共苦。

　　四

　　我爸妈离开家乡后,叔叔婶婶继续经营毛竹生意。后来毛竹生意大不如前,婶婶开始收购大家抓获的海蜈蚣,统一加工后卖给镇上的海鲜酒楼。生意很快做起来了,甚至垄断了当地的海蜈蚣供应。我过年回去,看见婶婶家客厅里的沙发、电视全搬走了,摆了一屋子大冷柜,小货车往来不绝。

　　生意做得好,常有人找婶婶借钱,婶婶几乎来者不拒。颇神奇的是,婶婶借出去的每一笔钱都顺利收回来了。这么多年下来,婶婶几乎成了镇上最有威望的人。

　　若说有什么略微有损她的威望,那就是叔叔。他一辈子火暴脾气,年轻时在码头卸货跟船东打架,在镇上打牌跟牌友打架,出海捕鱼跟争先的渔民打架,甚至跟我爸和伯父打架。年纪大了,脾气不减,每个月至少要打一次架。这一辈子,婶婶一直在为叔叔四处跟人道歉。

　　时过境迁,镇上的人们纷纷外出谋生,像蒲公英一样四散,吃海蜈蚣的人少了,赶海抓海蜈蚣的人也少了,后来海蜈蚣生意渐渐没落了。这几年又忽然翻红,变成某种猎奇食物,本地海鲜酒楼都以此为特色招牌,价格翻了好几倍。尽管生活宽裕,再没有必要亲自去赶海,婶婶还是时常去抓海蜈蚣。“太值钱了,不抓多可惜。”她总是这么说。在我妈看来,跟钱没关系,她完全是技痒。每逢初一、十五之后潮水涨落最大那几天,婶婶总是按捺不住,有时正跟我妈聊着天,一转眼就背着竹篓踏上海堤走远了。年过60岁依然健步如飞,踩起泥橇来依然一骑绝尘,还经常去参加镇上组织的泥橇大赛。要不是后来出了次车祸,婶婶大概80岁还能踩着泥橇与海潮赛跑。

　　抓不了海蜈蚣,婶婶就吃海蜈蚣。尽管海鲜酒楼已经开发出很多更复杂、更精致的做法,她还是喜欢最简单的方式——在沸水里煮几分钟,连盐都不放。直到现在,每次我回老家,婶婶都会特意送来一大盘海蜈蚣。我不喜欢吃,又不忍拂了她的好意,最后还是吃了。“别总想着毛,重点是鲜味。”我爸妈依然这么鼓励我。但我依然抓不住重点,依然像吞钢丝球。

　　相比小时候,我对海蜈蚣多了一些了解。知道这种生物在大多数国家都是作为海钓的饵料;知道它的肉足上不只长了刚毛,还长了一对毒腺。据说现在县城的海鲜酒楼会专门雇人拔掉一簇簇刚毛,再挖掉一颗颗毒腺,煮出来碧绿碧绿的,没有一点杂色,口感柔滑,绝不会割喉咙。婶婶说她吃过,不喜欢那种改良后软烂滑腻的口感,说拔了毛就没有那个滋味了,还说:“那么多毛,雇人一根根拔掉,亏他们想得出来!”

　　听起来她似乎颇不喜欢拔毛这种事,没那个工夫,没那个闲心,似乎也看不上那种功夫和闲心。一米长的海蜈蚣,两百节就有两百对刚毛,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做这种事?半辈子疲于奔命的婶婶,大概想不通什么样的人能心安理得地享受这种拔毛服务。对她来说,海蜈蚣就该带刚毛,想吃就用自己的牙齿嚼碎,和着毛吞下。拔毛?真是造孽呀!

　　(《读者(原创版)》2025年期 [5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