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敏　　

　　【内容提要】人民解放阵线是斯里兰卡年轻且较为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20世纪中后期经历两次失败的武装暴动后,转向议会斗争道路。由人民解放阵线领导的国家人民力量于2019年成立,并在2024年总统和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在传统政党执政模式日渐僵化及奉行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下,斯里兰卡经济逐渐陷入危机,引发民众不满。国家人民力量长期坚持的反精英政治、反自由主义和谋求斯里兰卡全面变革的立场迎合了民众的思变诉求,是其得以上台执政的根本原因。国家人民力量政府将施政重点放在推进改革、反腐败、振兴农业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等方面,逐步取得新的成效。　　

　　【关键词】斯里兰卡政党 国家人民力量　　　人民解放阵线　　

　　2024年9月和11月,斯里兰卡先后举行总统与议会选举,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解放阵线领导人迪萨纳亚克当选总统,而由其领导的政治联盟国家人民力量(NPP)在议会选举中大胜,赢得225个总席位中的159个。这是人民解放阵线在1994年复出后取得的最好选举成绩。人民解放阵线及以其为核心的国家人民力量以绝对优势改写了斯里兰卡的政党格局,人民解放阵线也以崭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象,扭转了左翼政党在斯里兰卡的长期政治颓势,为该国左翼政党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开辟了良好局面。　　

　　国家人民力量的历史沿革　　

　　1948年独立后,斯里兰卡延续了英国政治文化,采用西方议会民主制,但这套制度显然不适应斯里兰卡多元的民族、宗教、文化背景,并没有给斯里兰卡带来长期的稳定和繁荣。相反,政党关系复杂、斗争激烈成为斯里兰卡政党政治的重要特征。在此背景下,人民解放阵线一直尝试找到适合斯里兰卡国情的发展道路,为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目标开展长期斗争,并随着形势变化不断调整政策。历史地看,人民解放阵线大致经历了如下发展阶段。　　

　　第一,暴力革命时期。斯里兰卡独立初期,兰卡平等社会党与斯里兰卡共产党坚持和平革命道路,通过与斯里兰卡自由党保持长期合作关系来维系政治影响力。1964年,维耶维拉、萨纳特、弥尔顿等人脱离斯里兰卡共产党并筹备成立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与斯里兰卡共产党区分开来,新党从1970年开始使用人民解放阵线名称进行活动。　　

　　这一时期,人民解放阵线认为,武装斗争是更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途径,并发动了两次武装暴动,但都告失败。1971年,人民解放阵线因对国内经济下行、社会矛盾激化不满而发起武装暴动,但仅持续4个月就告失败,该党也因此被斯里兰卡政府列为非法组织,直至1977年政权更迭后才恢复合法地位。1983年,由于严重的民族矛盾,斯里兰卡爆发内战,人民解放阵线因支持反政府武装再次被列为非法组织。1987年,斯里兰卡政府与印度签署和平协议并邀请印度军队“维和”,这一举措被人民解放阵线视为出卖主权,该党随即号召斯里兰卡人民开展“保卫祖国运动”并再次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暴动。这次暴动持续至20世纪90年代初,但再次失败,人民解放阵线骨干成员损失殆尽。

　　第二,议会斗争初步探索时期。1994年,人民解放阵线再次恢复合法地位并改变斗争路线,由武装暴动转向议会斗争并在当年的议会大选中获得1个议席。此后,人民解放阵线不断尝试与其他左翼政党合作以壮大声势。进入21世纪后,人民解放阵线与斯里兰卡自由党的合作不断深入,并与其合作成立统一人民自由联盟。2004年,统一人民自由联盟赢得议会选举胜利,人民解放阵线由此成为参政党。但仅仅一年后,人民解放阵线就因如何对待“泰米尔猛虎”组织这一问题与斯里兰卡自由党分道扬镳,并成为该党的坚定反对者。2010年,人民解放阵线与斯里兰卡统一人民力量党结盟参加大选,但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第三,国家人民力量时期。2014年,人民解放阵线为备战2015年斯里兰卡大选在科伦坡召开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领导层的新老交替。阿努拉·库马拉·迪萨纳亚克当选为人民解放阵线新一代领导人并在此后成为该党总统候选人。2015年,斯里兰卡政党格局出现重大变化,已连任两届总统的斯里兰卡自由党领导人马欣达·拉贾帕克萨为谋求第三任期修改宪法,招致其政治盟友斯里兰卡共产党、兰卡平等社会党等左翼力量的指责并引发党内斗争,该党另一候选人西里塞纳临时倒戈,与反对党统一国民党结盟并击败马欣达·拉贾帕克萨当选新总统。选举中,人民解放阵线虽付出了许多努力,但刚经历换血的领导层未能带领该党在选举中取得进展。　　

　　此后,为扩大自身影响力并在议会斗争中寻求更大突破,人民解放阵线逐渐转变策略,开始筹建由自己主导的政治联盟。2018年,人民解放阵线主导成立国家人民力量,并于2019年召开第一次峰会。这个由28个政党、团体和个人组成的政治联盟,成为人民解放阵线新的政治身份和政党符号。　　

　　国家人民力量胜选缘由　　

　　国家人民力量为何能在诞生后短短几年内一举赢得大选?主要原因在于民众对传统政党日渐僵化的施政纲领不满,期待出现新变化,因而将国家人民力量视为替代者。国家人民力量的胜利可从两个视角来看,一方面,斯里兰卡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国家人民力量自成立后一直追求变革,树立了与传统政党不同的新形象。　　

　　第一,斯里兰卡精英政治在近年来的危机中逐渐祛魅与国家人民力量/人民解放阵线长期以来反精英政治立场相契合。历史上,斯里兰卡最有影响力的政党是统一国民党和斯里兰卡自由党。统一国民党成立于1946年9月,由锡兰国民大会党、僧伽罗大会党、全锡兰穆斯林联盟合并组成,该党前主席唐·斯蒂芬·森纳那亚克是斯里兰卡独立后的首任总理。截至目前,统一国民党共8次执政,其中20世纪6次,21世纪2次。斯里兰卡自由党由所罗门·班达拉奈克创立,曾称僧伽罗大会党,最早可追溯到1937年,倡导民族与社会进步,奉行促进僧伽罗人文化繁荣及服务于僧伽罗民族利益的僧伽罗民主主义理念,之后并入统一国民党。1951年,班达拉奈克率领旧部从统一国民党退出并以斯里兰卡自由党为名参与政治活动。20世纪时,斯里兰卡自由党先后4次执政,是唯一可以与统一国民党分庭抗礼的政党。　　

　　传统政党执政时期,斯里兰卡政治生活中的最大问题是“强人”政治和家族政治,无论是20世纪的唐·斯蒂芬·森纳那亚克、所罗门·班达拉奈克及其家族还是21世纪的拉贾帕克萨及其家族都是如此。日渐僵化的统治模式导致严重的经济泡沫和社会不公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在2022年将斯里兰卡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这既是政府施政不力的结果,也从侧面反映出斯里兰卡家族政治带来的政治内耗及政党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　　

　　以总统权力博弈为例,各政党围绕扩大还是限制总统权力进行长期斗争,主要体现在宪法修正案上。自1978年斯里兰卡颁布《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以来,至今已通过20个宪法修正案,绝大部分是围绕总统权力、总统选举体制进行修改。特别是2004年拉贾帕克萨家族取得执政地位后,先后于2010年和2020年通过宪法第18和20修正案,取消对总统任期的限制并赋予了总统直接任命或解雇内阁部长、在议会组成两年半后解散议会等权力。相应地,在拉贾帕克萨家族的政治对手执政期间,于2001年和2015年通过的宪法第17和第19修正案将总统任期限制为两届并规定总统任命内阁部长时需征得政府总理同意,同时限制总统的一系列其他权力。长期的政治博弈不但制约了斯里兰卡的政治发展,而且各政党治理能力普遍下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停滞甚至倒退。　　

　　与之相反,人民解放阵线长期反对“强人”政治和家族政治,始终坚持反对资产阶级精英主义的立场,这与斯里兰卡共产党、兰卡平等社会党等传统左翼政党为换取政治利益对资产阶级妥协退让,支持拉贾帕克萨家族修宪和谋求连任形成鲜明对比。国家人民力量成立后,一如既往地坚持反对资产阶级精英主义的立场,认为斯里兰卡面临的各类危机是资产阶级精英政治的必然结果。　　

　　第二,斯里兰卡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与国家人民力量的社会主义反新自由主义立场相契合。在经济政策方面,斯里兰卡各政党围绕支持和反对新自由主义分成两派。1978年统一国民党上台后,推行自由化,开启了斯里兰卡的新自由主义之路,并在短期内取得较好效果。统一国民党通过设立自由贸易区,使斯里兰卡的服装和纺织品出口额从1977年的1000万美元增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2.8亿美元,在2004年更是达到了23亿美元。[1]此后的斯里兰卡历届政府,无论是统一国民党还是斯里兰卡自由党执政,都基本坚持新自由主义路线,实行开放经济、私有化并鼓励投资。特别是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执政时期,斯里兰卡的经济增长率曾在2009年一度达到9.1%的高点。然而,斯里兰卡产业结构单一,其出口的主要产品如茶叶、橡胶、纺织品等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较弱,且工业原料和生活必需品等又严重依赖进口,一旦国际经济形势恶化,其开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就会反噬自身。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还带来贫富两极分化扩大、社会不平等加剧等负面效应,使斯里兰卡的经济增长率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一路走低,在2018年时降至4%以下并从此一蹶不振。国家债务持续攀升,达到数百亿美元之巨。　　

　　正因如此,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经济运行模式,被以人民解放阵线为代表的斯里兰卡左翼政党认为已经“耗尽力量”。2014年,人民解放阵线在竞选宣言中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概括并提出“新社会主义”的愿景,同时也揭露了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下表面上经济快速增长但人民生活质量反而下降的乱象。同样,国家人民力量也把斯里兰卡的经济困境与资产阶级政府的腐败无能及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联系起来。2024年,迪萨纳亚克在参加竞选时明确指出,斯里兰卡正经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灾难,国家和人民被76年的腐败政治拖累。[2]资产阶级政府不但无力解决国家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反而采取饮鸩止渴式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国有资产一卖了之。例如,将28000英亩土地出售给印度的阿南德牛奶联盟有限公司(“Amul”公司),变卖斯里兰卡保险公司、锡兰银行、人民银行等盈利良好的公共机构来缓解财政压力和经济困难。[3]2022年斯里兰卡爆发经济危机并首次出现主权债务违约,[4]而根据斯里兰卡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协议,2024年该国的增值税税率要从15%增加到18%,且对97种不需缴纳增值税的商品要重新征税。[5]国家人民力量认为,这反映出过去40多年斯里兰卡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已经彻底破产,并且其造成的社会伤害与负担都转嫁给了斯里兰卡人民,必须作出改变。在此背景下,斯里兰卡选民抛弃了资产阶级政党及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用脚投票”支持国家人民力量,使其在2024年大选中脱颖而出。　　

　　第三,国家人民力量坚决要求斯里兰卡变革的立场迎合了民众对国家发展变革的期望。21世纪以来,斯里兰卡历届政府虽都尝试通过变革来推动斯里兰卡经济社会发展,但仅对新自由主义路线进行小修小补难以从根本上摆脱困境。在此背景下,反对新自由主义、极力求变的国家人民力量就成了民众的“宠儿”。2024年9月,迪萨纳亚克在总统就职演讲中指出,公民期望的重要变化之一是消除斯里兰卡政治文化中的消极特征,而国家人民力量之所以能与公民产生共鸣并获得民众支持,就在于致力于改变导致国家陷入政治、经济危机的政治文化,即以斯里兰卡自由党和统一国民党为主导,融合着精英政治与家族政治的“内耗式”政治。　　

　　在统一国民党和斯里兰卡自由党长期博弈的过程中,两党及其党内政治家族始终将争夺政治权力放在首位,置国计民生于不顾,形成持续的“政治内耗”。在政治权力反复易手的过程中,斯里兰卡政坛形成了“非常具有破坏性”的政治文化,即“欺诈和腐败”。[6]国家人民力量多次表达了要改变这种政治文化的决心,迎合民众对国家发展变革的期望,从而赢得民众的支持。在2024年大选过程中,国家人民力量的竞选纲领聚焦经济改革、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反腐败等议题,充分迎合民众对解决国家面临的紧迫危机的期望,在城市公民和青年群体中引发广泛共鸣。[7]　　

　　国家人民力量政府的政策走向　　

　　竞选胜利后的国家人民力量面对的是一个充满危机和挑战的国家。据统计,斯里兰卡约有500万人处于贫困线以下,贫困发生率从2019年的10%跃升至2023年的25%左右,食品通胀率居高不下,2022年一度超过90%,国家债务负担超过830亿美元,占GDP的比率达140%。[8]为改变这样的窘境,国家人民力量将其政策纲领聚焦于三大目标:“清洁斯里兰卡”行动、发展数字经济和消除农村贫困,试图通过改善民众社会生活、阻遏环境退化及复兴道德来改变斯里兰卡的面貌,并强调这需要民众的广泛参与。[9]具体而言,国家人民力量的政策主张和实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以改革思路推进国家进步。国家人民力量认为,改革是推动国家发展的基本思路,尤其是针对当前深陷困境的斯里兰卡而言更是如此。与前任统一国民党政府依托财政与金融改革、投资驱动、社会保护与治理以及国有企业转型为四大支柱的改革计划不同,[10]国家人民力量将首要目标定位为改造政治生态,期望通过重塑斯里兰卡的政治文化来破解困局。一方面,限制总统权力,恢复议会权威,促进议会活动的透明开放;[11]另一方面,通过压缩政府工作人员数量、精简机构以及削减总统、部长、议员等政府高级官员的津补贴来节约政府开支,打造廉洁政府。2025年3月,迪萨纳亚克指出,未来将考虑削减议员福利,包括大幅削减议员养老保险支出和燃油配额等。[12]除此之外,国家人民力量已经成立临时委员会来研究如何推进限薪。[13]　　　

　　第二,以反腐败为突破口重拾政府公信力。反腐败是国家人民力量竞选时的标志性口号,也是其作为反对党时一直坚持的斗争方向。国家人民力量上台执政后,将健全反腐败机制作为优先方向之一,通过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完善反腐败问责制度,将廉洁度置于GDP追求之上来重新定义地方发展,以期重拾公众信任。[14]　　

　　国家人民力量上台前,斯里兰卡的反腐败机制已有一定基础,不但有成体系的《反腐败法》,还通过“贿赂或腐败指控调查委员会”调查腐败案件,但执行过程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问题使这些反腐败机制流于形式,收效甚微。据统计,2021年和2022年斯里兰卡反腐败案分别立案69起和89起,但分别被撤回40起和45起,[15]这令当时在野的国家人民力量十分不满。2024年12月,国家人民力量政府内阁批准成立“反腐败委员会”,其职权是监督和指导“贿赂或腐败指控调查委员会”工作,针对特定对象和腐败案件进行追诉或调查,以纠正对腐败行为有选择地查处的不当行为,从而保证《反腐败法》得到有效执行。　　

　　第三,增加补贴和降低税收,提升底层人民福祉。2022年斯里兰卡主权债务违约后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胀高企与低收入使民众生活举步维艰,至今都未能得到根本改善。如何摆脱当前的经济困境尤其是改善民众生活水平,是国家人民力量执政后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棘手难题。　　

　　在经济方面,国家人民力量执掌政权后,一方面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双边债权谈判,并在2024年9月与斯里兰卡国际主权债券持有者达成重组约142亿美元主权债务的协议;另一方面采取积极主动的金融政策以求降低通胀,斯里兰卡中央银行在2024年下半年用单一政策利率取代早期的常备存款便利利率和常备贷款便利利率双指标体系,并将其设定为8%。[16]

　　在农业方面,国家人民力量政府吸取前政府发展生态农业致使农业生产受挫、引发粮食短缺的教训,放开农业生产中使用化肥的限制,并从2024年10月1日起将化肥补贴从每公顷15000卢比增至25000卢比。为保证这项政策得到落实,国家人民力量政府要求将补贴资金直接存入农民的个人银行账户,以确保补贴不会被挪用。　　

　　在税收方面,国家人民力量政府逐步兑现竞选承诺,上台后即取消了食品、医疗服务和学校用品的增值税,以减轻民众负担并提升底层民众的生活福利。2024年12月,迪萨纳亚克总统在议会宣布,将免税门槛从10万卢比提高到15万卢比,月收入在15万卢比以下将无需纳税,而月收入为20万、25万、30万和35万卢比的,将享受对应税额的71%、61%、47%和25.5%减免。[17]　　

　　第四,以数字经济发展为基础实现斯里兰卡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斯里兰卡工业和制造业基础薄弱,支柱产业是旅游业和农业,相对单一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其抗击风险能力较弱。由于2019年的恐怖袭击与接踵而至的新冠疫情,斯里兰卡的经济遭到重创,经济社会发展困难重重。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特别是主动融入科技发展潮流并顺势而为,成为国家人民力量的重要任务。　　

　　2014年人民解放阵线第一次独立参加大选时就在竞选纲领中指出,在互联网上获取知识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如上台执政将为每个公民提供免费的互联网服务。在2024年大选中,国家人民力量在竞选纲领中就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提出构想,强调通过做强数字基础设施推动技术创新和服务接入等方式培养蓬勃发展的数字产业,打造足以支持农业、制造业、旅游业等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数字经济。国家人民力量上台执政后多次强调推动数字化发展在提高经济活动效率、提升国家经济水平方面具有巨大潜力,是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之一。2024年11月,迪萨纳亚克任命马来西亚亚通国际集团电信业务首席执行官汉斯·维贾亚苏里亚为总统数字经济首席顾问,以期推动斯里兰卡数字经济达到与区域领先经济体相当水平。同年12月,迪萨纳亚克宣布兼任数字经济事务部部长,以示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视。2025年2月17日,迪萨纳亚克总统向议会提交了执政以来的首个预算案,其中规划了30亿卢比用于支持数字经济发展。[18]　　

　　结语　　

　　人民解放阵线主导的国家人民力量凭借长期坚持的反精英政治、反自由主义和谋求斯里兰卡全面变革的立场,在2024年斯里兰卡大选中一举击败传统大党成为执政党,并在2025年地方政府机构选举中,一举拿下339个地方行政机构中的266个,获得8287个地方席位中的3927席,改变了统一国民党和斯里兰卡自由党长期交替执政的政治格局。国家人民力量执政后,积极调适角色定位,采取一系列举措,促进政治变革与经济社会发展。在政治方面,国家人民力量政府试图通过政治革新,削弱政治精英权力,重塑国家政治生态,打造廉洁文化以迎合民众对政府清廉的诉求。在经济方面,国家人民力量政府积极探索未来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把重心放在推动数字化现代化发展上,符合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然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加社会福利的政策与削减政府开支的目标之间难以达到平衡,加之财政收入和支出之间差额较大,这会对国家人民力量政府施政形成掣肘。在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美国加征关税导致国际经济形势日趋恶化的背景下,经济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将受到巨大负面冲击,国家人民力量领导下的斯里兰卡也难以幸免。在此背景下,国家人民力量政府需要妥善处理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带来的多重挑战,积极化解债务危机,防范地缘政治风险,积累执政经验,有的放矢地强化社会治理,解决顽瘴痼疾,才有可能巩固执政地位,推动国家走向长治久安。

　　6月9日,恒生科技指数(HSTECH)　 样本股调整正式生效,比亚迪股份以　 8% 的权重纳入恒生科技指数,中国版　 “科技七巨头” 成形。科技七巨头　 (Magnificent 7)原指苹果、谷歌、亚　 马逊、微软、Meta、特斯拉、英伟达　 七家,代表美国科技股核心资产。而随　 着比亚迪加入,小米、联想、比亚迪、　 中芯国际、阿里巴巴、腾讯、美团已　 然形成类比科技七巨头的中国科技　 核心资产。中国版 “科技七巨头”　 在恒生科技指数中的合计权重接近一半　 (48.3%),反映中国核心科技资产 “新　 旧交替” 中,AI(人工智能)和 “AI+”　 (自动驾驶)正冲上潮头。值得注意的　 是,在整个恒生科技指数中,AI 成分　 占 90%,涵盖了 AI 产业链上中下游,　 而包括比亚迪、蔚来、小米在内的 “AI+　 汽车” 则超过 25%。人们一直以来有个　 疑问:AI 叫好不叫座,到底会在哪个　 垂直领域率先落地并开花结果。现在看　 来,形势开始明朗,那就是自动　 驾驶。　　恒生科技指数由在香港上市的 30 家　 最大的科技公司组成,这些企业作为各　 领域领军企业,反映了中国科技产业的　 发展水平和未来发展方向。　　第一,反映了政策所带来的势。中国　 在全球范围首倡新质生产力,大力推进　 科技创新与产业体系现代化,为此,鼓　 励研发投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恒生　 科技指数成分股企业享受到国家科技　 发展的政策红利,这是潮流背后来自大　 势的动力。第二,反映了科技突破的　 势。恒生科技指数在中国科技领域不断　 取得突破中成长,反映了中国科技正在　 美国脱钩抑制中有力崛起,象征着国家　 科技发展的运势。第三,反映了市场投　 资之势。随着政策利好与科技突破,全　 球资金对港股中的科技股的信心在提　 升,美国技术封锁无法令全球投资回到　 封闭。第四,反映了行业应用之势。恒　 生科技指数成分股许多处于人工智能主　 要应用领域,中国版 “科技七巨头” 借　 势中国大规模、大范围市场的特征开始　 显示,找到了自己的比较优势所在。　　当然,也要看到,美国版七巨头与中　 国版七巨头,在市值上还有量级上的差　 距(如图 1 所示)。排在美国七巨头排　 名最后的微软的市值,比中国版七巨头　 除腾讯之外六家的总和还多;而市值排　 名第一的腾讯,比美国排名最后的微软　 还差了许多。需要作出更多努力,才能　 缩小这种差距。　　第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势,不能减　 弱,只能增强。英雄不问出处,要给能者　 以充分施展能力的空间,激励他们闯寨投　 旗,勇立潮头。第二,应为类似 DeepSeek　 的基础性突破提供更好的服务与保护,像　 培育杭州六小龙那样,让藏着的龙、卧着　 的虎有龙腾虎跃的充分空间。第三,应将　 科技创新与市场创新紧密结合起来,将　 “AI+” 推广到更多的垂直领域,形成世　 界级的产业生态。利用行业应用上的优　 势,拓宽发展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