苋菜最好吃的地方是茎，嫩得像果冻，滑溜溜地掉到喉咙里。这种菜挑季节，最好趁春夏吃，到了秋天，梗老茎硬，就苦了。

　　拍蒜的时候，想到电影《桃姐》里，老用人春桃挎着菜篮去市场里挑蒜。她70多岁了，去冷藏库之前先穿上外套，戴上老花镜，攥着小塑料袋一个一个仔细挑。卖菜的伙计故意把冷藏库的温度调低—挑挑拣拣？那就冻冻你，让你活受罪。

　　刘德华饰演的男主人罗杰想吃卤牛舌，桃姐给他做。牛舌卤之前，先把整粒的蒜和切好的姜片放到锅里爆炒，然后倒入沸水，撒花椒、草果、桂皮、葱，最后放入牛舌，用文火炖两个小时。桃姐用的姜片是削了皮的，脾胃虚寒的人，做菜一般会去掉姜皮，去了皮的姜就没有涩味了。

　　《桃姐》里还有几处讲到吃，算是我看过的电影里最让人回味的情节。罗杰到内地出差，深夜在北京街头的羊蝎子大排档吃饭。朋友要了份羊蝎子，他转过脸偷偷说：“哎哟，我不吃羊肉。”另一个朋友说：“没事，回头陪你去吃鱼生。”罗杰说：“我也不吃生的。”朋友很诧异地问：“那你要吃什么？”罗杰说：“只能吃青菜喽。”

　　罗杰不吃大荤，不吃生的，看上去口刁，实际是桃姐惯出来的。桃姐尤其怕腥，她对自己看不上的人和食物，评价都是“腥”。再好的东西，哪怕是燕窝，只要炖的时候没有放姜，也是腥的、不好的。一个在主人家做了60年、帮佣三代的人，对一家老小的口味、穿着，甚至性格的影响有多大？电影里有两处细节：罗杰出去谈合作，穿了件类似工装的外套，被对方公司的前台当成是修空调的；在餐厅里吃饭，被误认为是开出租的。后来罗杰的朋友有一次聊天，提起2 0多年前去罗杰家玩，看到桃姐，不明白她为什么总穿那套老气横秋、白衣黑裤的用人服。罗杰没说话，只是笑笑。

　　桃姐中风之后，左手失去活动能力，进了老人院。一日，罗杰的小学同学来他家打牌，发现桃姐生病前卤好、放在冰箱里的牛舌，嚷嚷着要在微波炉里热一下后大快朵颐。罗杰说：“我家里没有那种东西（指微波炉）。”

　　没有微波炉，说明家里的剩菜很少过夜；热菜不用微波炉而是用蒸笼、蒸锅，因为蒸出来的菜更香。记得我刚到北京时，妈妈来看我，一直坚持不让我买微波炉，说饭菜一定是蒸的好吃。彼时，作为一个根本没时间做饭的上班族，我觉得匪夷所思，何必如此麻烦？后来做了几年的饭，又看了《桃姐》，才明白长辈的心意，以及对吃的要求。

　　有的吃的年代，花样百出地做菜不难；没的吃的年头，吃就不再单纯是吃，而是实打实的情谊和叮嘱。

　　电影《明月几时有》一开场，方太太从五斗橱里拿了两块白色的米糕盛在盘子里，端上楼给茅盾太太吃。她想拿第三块，手微颤，终究是舍不得，硬生生放了回去。仔细看米糕上的花纹和形状，应该是薄荷糕，又叫马糕，是用糯米粉、粳米粉做的，有的里面会加桂花卤和薄荷液。这种米糕现在没人吃了，因为不好吃，尤其是冷掉之后，一点儿软糯感都没有，吃进嘴里扑哧掉渣。米糕变干，硌得喉咙疼，必须得配茶才能送下肚。但是这种糕点，在战时是好东西。

　　1941年年底，香港沦陷；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香港被日本统治了3 年8个月。这段时间里，日军在香港实行粮食配给制，每人每日只分配到六两四钱的米，食用油、面粉、盐和糖也需要配给。香港老百姓没什么吃的，被迫吃树皮、树根和番薯藤。方太太舍不得那米糕，抠吗？抠，但也是不得已。

　　我不知道许鞍华小时候有没有挨过饿，她出生于1947年，当时日军已经投降，但是普通人家的生活条件估计并没有比战时好多少。《明月几时有》里，方姑母女俩在烛光下吃一盘蒸南瓜，米饭只有很少的一点儿。方姑问方太太：“要不要回乡下去找爸爸？”方太太说：“你放心，天台上种的还有地瓜、南瓜，够我们吃一阵子的。”

　　也是在阳台上，东江纵队的刘黑仔用两块眉豆茶粿“收买”了方姑，让她成了游击队的一员。茶粿是传统的客家小吃，是用糯米粉和黏米粉拌了盐和热水，搓成粉团，在里面加上馅料，放在蒸屉上蒸出来的，有甜、咸两种口味，比薄荷糕好吃。电影里，刘黑仔想把一个茶粿分成两半，用手一掰，中间黏黏糯糯地拖了很长一截，应该是刚蒸出来的。

　　游击队的刘黑仔送的是乡下妇人做的眉豆茶粿，混进日本宪兵处做卧底的李锦荣在方姑过生日时送的是两块小蛋糕。这两个桥段既符合这两个人的身份，又和粮食紧张的时势相呼应。李锦荣送的蛋糕，方姑吃了；刘黑仔送的茶粿，方姑握在手里没有马上吃。这就把三个人彼此间的亲疏关系也都交代明白了。

　　送吃的，在战乱时期是最实在的情意。饥饿当前，一个有自由、有尊严的人平日不会觉察到的生存威胁立即浮出水面，很难做到安之若素。二战时期，季羡林正在德国求学，希特勒政府同样实行粮食配给制度。最初限量的是奶油，接着是肉类，最后是面包和土豆。季羡林曾写道：“德国家庭连咖啡渣都舍不得丢掉，要煮两到三遍，直到一点点味道都没了才倒掉。”

　　季羡林回忆，那时候能去哥廷根乡下的苹果园帮忙是一件好差事。摘一天苹果，农民会送他一篮子苹果和五六斤土豆，他回到家就把土豆全部煮上，蘸着积存下的白糖，一鼓作气，全吞进肚里，却仍无饱意。在《留德十年》里，他写道：“饥饿在我身上留下了伤痕。我失去了饱的感觉，大概有八年之久。后来到了瑞士，才慢慢恢复过来。”

　　同样是1941年，德国人快打到莫斯科城下，斯大林把一批苏联人送进了劳改营，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二手时间》里写道：“人们四肢着地在大院子里爬行和吃草，满眼都是营养不良的皮肤粗糙者。”6年之后，战俘出狱时，“已经忘了苹果和卷心菜的味道，手上拿着一个白菜头都会看半天，西红柿也是”。

　　这是二战时期所有参战国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不论是发动战争的轴心国，还是被迫参战的同盟国，人们都在挨饿。所以《明月几时有》里，许鞍华拍了那么多和“吃”有关的情节，都很真实。

　　细节决定了一部电影的成败。我很少见到有电影导演像许鞍华一样，能在她拍的所有电影里都把细节做到极致，且遥相呼应。《明月几时有》一开始，方姑第一次护送茅盾夫妇、邹韬奋先生赶到避风港码头时，捕鱼的人家在岸边晾晒了一串串的咸鱼。他们的背影，就在被海风吹得摇摇荡荡的一串串咸鱼后消失。后来方姑加入东江纵队，成为一名地下游击队员后，托人给母亲送去了几条咸鱼，暗示她的身份已经从此岸到达彼岸，从稳定的岸上踏入波涛汹涌的时代之潮中。

　　在许鞍华的讲述里，饭桌上的吃食终究是配角，似乎并不值得去为此写些什么。但是白饭、炒豆芽、蒸南瓜……旧榆木饭桌上的这些饭菜里，有种隐隐的、克制的情感，如同一层散不尽的雾气，笼罩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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