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刚过，阳光就差不多开始消逝在中国尊细瘦坚硬的小蛮腰背后。蛋黄色的余光慢慢融入夜色，灯光带亮起来。

　　在北京今天的版图上，这一带叫CBD，全名转译过来是“中央商务区”。中央商务区，顾名思义，就是整个北京城的商务中心。工作和生活在CBD的人，过去被称为“国贸动物”，现在则成了“国贸和SKP动物”。从国贸到SKP，半径有所扩大，动物还是动物。“动物”一词，显然是对消费主义的调侃。

　　朝阳的“消费”之名，看来是洗不清了。“消费的朝阳，金融的西城，文化的东城，教育的海淀……”前两天，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听到一段关于北京城六区的顺口溜，与此算是“异曲同工”。朝阳的“消费”，似乎仅限于物质层面的消费，还不包括精神及文化消费。代表精神文化层面消费的是著名的东城，东城有各种文化地标，比如国家大剧院、北京人艺、中国美术馆等等。所以，东城叫文化的东城，也算实至名归。只是把“消费的朝阳”和“文化的东城”，放在一个段落、一种语境里，有意无意，仿佛要比出个什么子丑寅卯来。

　　毕竟是在文明古国的古都，有文化、讲文化、重文化，似乎才是正义、正经之事。至于消费，这类由欲望、需求等衍生的“动物本能”和社会行为，虽然需要，也是必要，

　　但在“重文轻商”的价值链条里，被调侃似乎也很正常。被调侃的朝阳，或者说不那么“高级”的朝阳，丝毫不影响它继续往热闹和繁华里拔节。

　　就说SKP吧。

　　SKP最初也不叫SKP，叫新光天地。东家是两家，一家是以善于经营百货业著称的台湾新光三越百货公司，另一家是土著大哥——北京华联集团。新光三越也是由台湾省新光集团与日本三越集团两家出资组建。三越百货是日本百货业的大佬，坐过东京地铁银座线的人应该记得，其中有一站就叫“三越前”。2001年冬天，我第一次公差到东京，孤陋寡闻，温泉、新干线、仓储百货，样样看着都新鲜。在日本桥附近，一眼看到“三越百货”的大招牌。这家是三越百货的总店，属于日本“文化财”，建筑本身已有百年历史。以三越百货为代表的一批日本百货业那些年在北京投资很猛，光是大望路附近，就分布了新光天地、华堂商场两大百货商场，分别定位高、中端。华堂商场由日本最大也是世界五大零售业之一的伊藤洋华堂投资，由中日合资企业华糖洋华堂有限公司经营，在北京的第一家实体店开在大望路东边的十里堡。十里堡华堂商场继续沿用伊藤洋华堂擅长的百货加超市经营模式，生意很好，地下一层超市以海鲜等食材新鲜著称，每晚五点以后还有各种促销活动，常常

　　挤得水泄不通。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华堂商场最鼎盛的时期，我记得在北京各区开了八家店。我读博士那会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还在惠新北里甲1号老地址，不住校，中午没地儿去，加上食堂中饭质量差，就常常沿着学校前面那条小路往东，走到北四环边的华堂商场三楼解决“温饱问题”。也就十年左右时间，华堂系在北京大概只剩下北四环这一家了。华堂系的衰落，主要是水土不服、经营不善，与电商的竞争压迫有关系，但还关系不大。

　　SKP的前身新光天地，定位高端百货，HERMES、LV、CHANEL等国际名品旗舰店、精品店和概念店进驻，亮相就很“惊艳”。这是2006年。当时出国还不像后来那么普遍，大家口袋里也才刚刚有了点余钱，对于许多奢侈品还只停留在“耳闻”阶段。因此，新光天地开业之初，住在周边的普通市民成群结队，像逛公园一样“逛”市场，真是大饱眼福。消费有挡不住的气味，与之匹配的消费者纷纷逐味而来。据说，很长一段时期以来，这里都是邂逅中国演艺界一线明星频率最高的地方，一些狗仔队甚至会在此设点蹲拍。话说得夸张了点，但由此也可见新光天地当时气焰和势头之旺盛。

　　新光天地的人气和名气瞬间拉升，轻轻松松从传统老富豪国贸商城手中拿下“顶豪”“高标”等标签。大概也就十年的时间，就起变化了。消费者还蒙在鼓里的时候，商场的中文名就被涂改了成语焉不详的字母，叫SKP。当然股权也变更了，纯中国化了，由北京华联一家控股。改不改名，谁来控股，普通消费者其实不关心。消费者关心的是这家商场变了没有？变成啥样了？改名后的SKP，定位依旧高端。在各家百货业被电商打击得痛苦不堪之时，SKP作为稀缺性资源，生意似乎更好了。这算是奇迹，也是给民族企业长脸了。

　　2020年初武汉疫情期间，北京也静下来，流动少了，流通也少了，百货业等大型实体店受冲击最大，许多店面由于运营成本过大，资不抵债，被迫关张。印象中，哪怕是在疫情最紧

　　张时期，门可罗雀了，SKP也还开着门，据说账面上还能有盈利。

　　疫情过后，经济形势不大景气，大家伙的消费普遍降维，实体店纷纷转型或缩减战线。SKP倒是“逆势扩张”了。前不久，到SKP书店参加十月文艺出版社一本书的分享会，忙乱间不及细看，其实也是完全没想到，按经验掐着点儿跑到四楼，居然跑错地方。后来才知道，与老SKP隔着一条建国路，对面那幢著名的烂尾楼被救活了，现在叫小SKP，标准写法是SKP-S。小SKP里，也开了一家环境不错的书店，也经常做读书活动。那儿才是那天读书会的会场。

　　话说回来，民以食为天，我是吃货，整个SKP最吸引我的还是美食。

　　SKP的美食其实有两端。一端在6楼D区，一端在地下一层。6楼算是更高端，店面招牌也有变化，淮扬府、北京厨房这几家这几年比较稳定。6楼开得最早、上客也是最稳定的饭馆，应该是鼎泰丰。鼎泰丰是元老，商场开业不久就进驻了。鼎泰丰的价格也是真贵，一笼蟹粉小笼包一百元，只有五只，还很袖珍。年轻的时候，挣得不多，胃口却好，这样的小笼包如果放开来吃，没有个七八笼，根本吃不饱。七八笼，七八百块，再加一份牛肉汤，结账时将近一千块钱没了，好家伙，是当时一个人一个月工资的二分之一。饶是这样，还是抵挡不住诱惑，还是要经常来此尝鲜。这也是吃货的软肋，别的地方可以克扣，唯独吃不能克扣。于是，为了几笼小笼包、一碟青菜、一碗牛肉汤，排着长长的队，在各种等位中，把口腹之欲延时、扩大。当时刚刚接触一个经济学名词，叫恩格尔系数，指食物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的普遍规律是，收入越低，食物支出占比就越大，相反，收入增加，食物支出占比下降。

　　这个消费规律不幸在我的身上验证了。随着全民收入水平提升，个人年资增长，收入比年轻时要好，但在SKP的消费，也从六楼更经常地挪到了地下一层。地下一层是SKP美食的另一端，相对多样化、平民化、大众化。

　　在大型百货商场地

　　下一层引进美食城，形成一站式消费，要感谢三越百货等国际范儿的百货企业，因为这确实是他们发明的经营模式。SKP寸土寸金，地下一层也有不少受欢迎的服装品牌，华联超市生意也不错，有一些可以试吃的档口。此外，就是美食城和美食街。美食城大致占据南部一隅，与隔壁的华贸商城之间通过一条美食街接通。两者加在一起，占地不小，因此，如果查找“大众点评”，会发现SKP地下一层美食城也被叫作SKP美食广场。广场者，类似于“海纳百川”，是广大之区域了。

　　SKP美食广场也有阵子没去了。原先去得最多的是澳门味道和旁边的蔡澜港式点心。澳门味道好像换店招了，它家开业时领的积分卡看来也用不上了。旁边的蔡澜港式点心虽是后来开的，生意一直不错。蔡澜是个妙人儿，演员出身，正业是演戏，结果谁也不大记得他演过什么角色，反倒是演艺之外的事比如写作更加出名。蔡澜的写作大致分两类，一类是跟演艺界有关的趣人趣事，一类是跟美食有关的食物食事。这两类文字，写的人不少，写得好的人也不少。拿第一类来说，这类文字，同样是演员出身的林青霞写得就很好。林青霞的文风与蔡澜的文风是两类。如果说林青霞写的是正史大赋，蔡澜则是搜神志怪，前者贵在“修辞立其诚”，后者贵在轻松有趣，各有其妙。比较而言，蔡澜写美食更有优势，这是第二类文字。平常几碟小点心，经由他这支妙笔，就能让人口舌生津。这个本事可不得了，可写天下第一流软文。港台演艺界演员往往一专多能，善于开辟新战线。光是写吃、谈吃，蔡澜已经不能满足了，于是一专多能，开辟新战线，亲自上厨，制定菜谱，开起饭馆，并开进明星云集的SKP。吃货如我，风闻而来，成为第一拨客人。

　　北京流动人口多，客流量大，来了客人总要吃饭吧？北京的餐饮店，相比外省外地而言要好经营得多。但众口难调，有人爱吃这一口，有人可能就喜欢那一口。好在地下一层最大的特点就是“全”和“多”，正餐、快菜、中餐、西餐、酸的、甜的、辣的，各种口味基本都能找到一两家代表。夏天到了，最受欢迎的是许留山。广东甜水，在我看来，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治愈性的美食。可惜，SKP的许留山好像也关门了，再要想吃，只能去朝阳大悦城了。

　　经常光顾SKP地下一层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年轻，胃口好，兴致勃勃地各处打卡。这些年，年纪大了，喜欢清静，除非朋友邀约，或见人聊事，才会约到饭馆吃饭。下馆子成为一件大事。特别是疫情过后，外卖业中兴，人都宅了，让美食直接送上门，坐在自家餐桌边，就着音乐，慢慢地享受，感觉也不错。这是退而求其次了。真正的美食，哪能经得起外卖的颠簸呢？

　　前不久看到一篇文章，大意是说今后各种实体店都很难生存，除了餐饮店和理发店之外。理发必须到店，这个好理解。餐饮，无论是作为人际交往的请客吃饭，还是满足个体的口腹之欲，到店，不仅是仪式，也是品控保障。何况，与好玩、有趣、志同道合的人聚会，那是另外一种妙事。这是不是吸引不少人舍弃“金融的西城、教育的海淀”，选择住在朝阳的原因？

　　SKP以及被称为CBD“后起之秀”的合生汇，都位于国贸以东的大望路沿线。这些年，大望路因为这些著名的消费场所出了名。我有一个年轻朋友，从海外回来，工作在海淀，

　　租房却租到大望路附近。每天，从东到西，来回路上足足三小时，交通成本这么高，却不后悔。他说，朝阳这边，特别是国贸和大望路这边代表北京的“都市感”，年轻人在这儿，能找到现代生活的氛围。他才20岁出头，我想我能理解他的选择。我也是在他这个年纪来到北京，在朝阳这个叫红庙或小庄的地方扎下根来。

　　从SKP出发，向北，沿着大望路，走一站路，就到了红庙。在北京，有叫红庙的地方，也有叫白庙的地方，而且叫红庙或白庙的地方，分别都有好几个。由此可见，从前人取地名比较随意。庙与佛教有关，也可见，这座城市的香火曾经十分旺盛。红庙的庙早就没有了。从红庙沿着朝阳路往东走一站，就是小庄。

　　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梁左很出名，他创作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火了。这部剧里有个小眼睛的喜剧演员，叫梁天，是梁左的弟弟。梁左的父亲老范口碑很好，曾经做过我们单位的领导。梁左长期住在父亲名下的公房里，这所公房位于小庄路口往北两百米左右的家属院。婚后，我也曾有将近一年时间，在这个家属院的地下室居住。这一年的时间里，难免会看见梁左和王朔在家属院出门右手的建国酒家推杯换盏。叫建国酒家，其实很小，只有五六张桌子，每次去都坐满了人。我那个时候不会做饭，下班路过这家小馆子，都要炒两个菜，用饭盒装好，带回家作为晚餐。馆子不大，味道不错，当时最有名的一道菜叫龙虎斗，是咸鱼和鲜肉加姜片红烧。咸鱼好像有季节性，这道菜一年也只供应一个月左右。很紧俏，定量供应，去晚了就没了。建国酒家如今早就搬到呼家楼一带了。

　　在作家梁左的笔下，红庙过去是大队，小庄是生产队。按照梁左的说法，我所在的地方，严格来说，应该叫红庙大队小庄生产队。当然，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到这里时，朝阳区已是城六区了——虽然还很荒凉，红庙和小庄都是社区化建制了。

　　红庙和小庄之间，也是我在北京最熟悉的地方。工作在此，生活也在此，一待就是将近三十年。在一个地方待久了，难免就会有强大的惰性。比如说我，拿到驾照前前后后也有二十年了，但是，在高德地图普及之前，几乎不开车。不开车是因为不敢开车。不敢开车是因为不认识路。以红庙、小庄为圆心，出了方圆五里，就不认识了。不记路，也不做功课，所有的路痴看来都是惰性所致。惰性的背后，大约是对安全感的过度依赖。红庙、小庄，再加一个水碓子，闭着眼睛我也敢走几步。

　　从红庙沿着金台路往北走一站，就是水碓子。这个字，汉语字典拼为“duì”，但公交车报站名都读水duī子。在金台路上，要多停一会儿。金台，很熟悉吧？对，旧时燕京八景，其中有一景，就叫金台夕照。历史是难考的。“金台夕照”，这个20世纪初的说法，到了今天，金台究竟在哪里，光是金台路和东三环之间，就已经产生了三个疑似地点。

　　一个在金台路东侧，老中央工艺美院的家属院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被清华大学收编，成为清华美院，是后话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独立的时候，院址也在这附近的东三环边上。老院长常沙娜是常书鸿大师的女儿，就住在这个院子里。大概是2003年左右，我受同事李辉之托，跑腿将一本书的出版合同送给常先生。那时候中央工艺美院没有被收编，常先生还在任上。好像是在五楼，老式公房，面积不大，但充满设计感和美感。整个阳台郁郁葱葱，像热带雨林，冲击着视觉。美术大师的家确实不一样。常先生当时差不多六十岁，但面相年轻，美得像不老的洋娃娃，说话也温和、理性，让我难忘。美好的人由内向外地美。见过常先生的人，似乎都有这个印象。

　　另一个在十号线金台夕照站附近。那附近，是著名的中央电视台新址以及财富中心。还有一个在我生活和工作的大院里。大院里有个小公园，叫金台园。金台园是1995年修建完成。金台园有两个门，一个西门，一个南门。西门入口不远，就是传说中的金台夕照旧址。

　　金台路很短

　　，从红庙路口向北，走一站路，就到头了。金台路虽短，名气很大，曾经是中国文化界名家大家居住最密集的地方。我居住的大院与中国文联宿舍隔着一堵薄薄的院墙。有好事者在院墙上开了一个小门，宽可容一人骑车出入。我们这边比较宽绰，内部小道上曾经设有便民菜摊。有一段时间，曾多次看见郑振瑶和游惠海老两口在此买菜。菜摊后来没了。游先生去世后，听说郑先生离开北京，到澳大利亚与女儿生活在一起。

　　郑先生家往北，原先是一大片开阔地，现在是金台路地铁站。9路车总站也在此。总站附近，陆陆续续开过许多苍蝇馆子，但出色的好像不多。

　　单位这一大片地，原先都是北京机械学院的地盘。有三个家属院，小庄路口家属院叫南区家属院，相对独立，也不挂牌子，保安站在门口。院子里树很多，浓荫匝地，都是六层红砖楼，看起来很漂亮。搞不清底细的人，站在院门外往里看，可能还挺含糊。老北京曾经流行一句话，叫“人多，树小，屋不古，一看就是内务府”。老院子有老院子的好处，树是真有年头了，一到夏天，浓荫蔽日，到处都是荫凉地。当年，作家袁鹰、李辉，漫画家方成，杂文家蒋元明，都在这个院子住了很久。

　　信笔至此，突然就想，“消费的朝阳”这种说法，如果较起真来，也不能算准确。刘禹锡在《陋室铭》里曾经写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整个朝阳可谓藏龙卧虎、名流云聚，“消费”一词怎能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