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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的内心或中年的乡愁(2018/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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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门的时候,我忽然想就此离开,再不回这里来了。 这种感觉异常突兀, 好像一块冰冷的钢铁,不知为何,一下子就通红了。电梯下楼,拖着行李箱上车去成都东站,外面是嘈杂的城市,次第隆起的高楼、负荷各种轻浮之物的河流,以及无数楼顶上各式各样的招牌,无有休止的喧嚣似乎惊涛骇浪。 “在这里,你有什么?”坐在轿车后座上,我脑子里又闪现出这句话。类似情况,已经不止一次两次了。平素上班,从高新区府城大道到锦江区红星路,多数时候乘坐地铁。一般来说,早高峰都在 6 点到 9 点,满当当的车厢里的肉身的密度,虽然比不上京城的同类交通工具,但也是人挨人,也都可以闻到质量优劣不一的香水味或者男人特有的臭味。

  我忽然对当年拼命进入的城市,有了一种无比的厌倦感。

  人生的逃离一是对梦想的追逐,另一个,就是对处境的不满。尤其是男人,他始终是外向型的, 他需要“攻击”和“开拓” 。尤其是年幼时候,一个男孩若是表现出安分守己的状态,越是会令父母发愁和周边人轻视。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中国乡村,而且在极北方。近代中国以来,所有的风起云涌, 影响国家乃至世界的大事及“潮头” ,都是由南方掀起和导致的。就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来看,这种现象,很容易让人想起“风水轮流转”这个俗气而又有些玄秘的谚语。

  太行山及其衔接的燕山,主导了自明清以来的中国政治与文化。及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南方的经济乃至思潮总是随着蔚蓝色的大海汹涌而来,以最快和最具有冲击和普及性的姿态,漫卷整个中国。我所在的村庄,深陷于太行山的沟壑和峻岭,尽管时不时有从城市而来的人,用嘴巴及穿着、 言语带来新的风习, 但沉浸于农耕的乡人,特别是正在壮年的我父母亲那一代,却往往对此无动于衷,甚至认为 : “那还是城市和城里人的事儿,和咱们没有屁大点的关系。 ”这种岿然不动与慢条斯理,其根本原因在于,自古以来,在偏远之地自生自灭的人们,一方面坚韧地与自然和各种灾难抗衡,求得基本的生存,另一方面,又自以为微贱地屈从于一以贯之的宿命。

  少年时,我也是不安分的,读书不行,但又梦想勃勃。家境不好, 却总想出入庙堂。在农村一番探索(事实上是用脑袋一次次撞石墙)后,不但梦想更加晦暗与遥远,且在本地声名狼藉。所幸遇到征兵,母亲步行了七十多公里,到山西左权县亲戚家,才把我送到了行伍的队列。如果本真的去看,无论是读书上大学被分配,还是参军入伍。本质还是走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传统之路。

  但农民相信,一扇门只要打开了,万事皆有可能。这种来自于现实并且参照诸多人的命运的期望和梦想虽然缥缈,但总是有亮光的。还有一层意思是,通道已经错开缝隙,就看个人的造化了。

  或许是基于以上说法,临行的时候,亲戚和村人都来送我。有的殷切,有的淡漠。但场面是令我感动的。我家简陋的院子里,落满灿烂的日光,将前两天曼妙在山坡和墙根的积雪一扫而空。我的心情是复杂的,父母更是,亲戚和村人似乎也是。但有一点非常肯定,那就是我对这个村子,乃至父母亲戚和其他乡邻,丝毫没有留恋,甚至迫不及待想远离他们。对此,长期以来,我有过认真的思考。最终认为,和他们一起的时光,受到的爱与帮助远远少于伤害与嘲笑,得到的抚慰坠崖式的低于欺凌与误解。

  我小的时候(现在依然是) ,由于父亲是独生子,母亲的娘家虽然人多,但出嫁的闺女已经失去了原家族的荫庇,在这个村子,不管怨不怨,有什么根据和理由,发生矛盾冲突之后,受苦、吃亏的永远是我们家,尤其是我母亲。而且,这种状况的发生频率也非常的高,几乎月月不断。一个孩子在此环境下成长,他获取的基本人生教训除了屈辱、疼痛和自卑之外,就是对乡邻的惧怕、痛恨甚至诅咒。

  这或许是我为什么渴望离开乡村,并且对那片地域及其人群并没有什么邻里感情,家族情谊的根本原因。以至于我走州过县,从四季分明的北中国,去往西北高原的瀚海大漠之后,在风暴和队列当中,不管是天似穹庐还是星光暗夜,想念的只有父母、兄弟,以及对自己好的亲戚。

  对于其他人,我的那些乡邻们,我是憎恨的,看不起的。这种情绪的蔓延,甚至导致了我对整个村庄和地域的冷漠。

  我所在的那片沙漠名叫巴丹吉林,它的面积像它所拥有的历史人文和故事传奇一样广阔和幽深,如西行的穆天子、晋高僧法显、苏武流放和李陵寻击匈奴主力的必经之地、路博德修筑边墙、诗人王维写“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以及“安史之乱”后期的丝绸之路回鹘道故地、唐玄奘经行、清初土尔扈特蒙古部回归祖国安置地之一(额济纳) 、居延汉简的主要出土地,乃至中国“两弹一星”主要参与单位和发射场等等,构成了这片沙漠的灿烂的人文。而作为一个战士,我不过是庞大集体中的一个,重量和作用甚至比不上一颗沙粒之于整个沙漠的重要性。在这里,我才发现,一个人从出生到成长,于人间,固然有其冥冥中的价值与某种必然性,可对于整个人类来说,不过是用来充数罢了。

  卢梭《忏悔录》中说: “人性的首要原则,是对自己的关怀。 ”一个青年在沙漠的孤独、忧虑和郁闷,充满了悲剧感,同时也极为惊心动魄。每次写信回家,我都说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考军校、转士官,或者梦想被某所军队院校特招……身份的转换是最根本的转换,一个农村青年在军队当中所能寻求的,也只能是这些。

  记得第四年(彼时空军义务兵服役期为四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可以送院校学习后转为军官。可当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某个下午,单位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坐在主席台的副职领导宣读了更上一级的通报。通报中说,本单位一个人受到了记过处分。原因是,在被推荐入学的材料上弄虚作假。再后来,另一个知道内情的人对我说, 这次机会本来给你的, 结果“近水楼台先得月” , 原想他会如愿以偿, 不料想,“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

  听了后,我先是惊诧,继而又觉得无所谓,心态出奇的平静。这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平素里遇事慌张、焦虑,可一旦问题真正落在头上,反而镇定了。名和利,尤其是涉及到身份的转换,一生的前途,当然是我最关切的事,也最在意。可是,我不仅对此次机会的丧失没有感到丝毫遗憾,也对那个利用在机关的“脸熟”抢得先机的同事,从心里也没有任何的埋怨和鄙视。只是觉得,好好的一个机会,让他给浪费了。若是他如愿,我也会觉得这件事是圆满的。因此,至今我也相信,自己的内心和精神当中,确实有一种处变不惊,善于站在他人立场上思考,并且具备同理心和同情心的因素,并不像其他人那样的狭隘、仇恨,不能释怀。

  高铁奔行,到西安北,下车溜达时候,也忽然想起,陇海线我走了多年。从西北返回河北,又从河北返回西北。如此的路途,是我多年来,不断回家和远行的必经之地。感觉它就像一根丝线,已经深入到了我的人生和肌体当中,甚至成为了我青春和生命的一块弯曲的胎记。彼时,火车只有特快和直快,从郑州或者石家庄到甘肃酒泉要 30 多个小时。

  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士官了,也就是以前的志愿兵。在部队序列中,士官是介于义务兵和干部之间的一个专业技术性较强的阶层。正式命令下达之后, 我高兴了一阵子。大致几天后,我才发现,士官这个身份,其实也很尴尬的。按照我的理想,这绝对不是终极。但令我欣慰的是,在巴丹吉林沙漠,我收获了爱情。说起来,这份爱情来得突然,但不具备任何的诗情画意,说到底,只是两个人偶然相遇后的“对上眼” 。此时,与我同年入伍的战友基本都成家了,带着老婆在营区老乡堆里招摇,最不济的,也有了对象,时不时带到部队里来,以请吃饭的名义,在老乡面前显摆一番。

  其中的徐晓生,义务兵时候,认识了酒泉市区的一个女孩子。退伍后,女孩子跟着他去了河北正定。和我同乡的安平先是喜欢上了营区附近村里的一个女孩子,我还陪着他去过那女孩子家一次。士官命令下达后,安平突然对我说,他父亲和哥哥不许他在这里找对象。原因是,离家太远。我当场发火,说安平忘恩负义,爱情太不纯粹。骗人家农村姑娘!简直不是一个玩意儿!我的未婚妻也是农民。有战友也劝我说,你的条件,找个教师之类的,完全没有问题。我斜着眼睛看劝我的战友,然后怒斥他们是势利眼,把爱情当作一种表面看起来平等,实际上包含私心与物权主义的肮脏交易。

  我的性格纯粹也复杂,灵性也混沌,固执也坦荡。这使得我在很多时候,显然区别于同地域的战友和老乡。在爱情上,我有义无反顾的一面,也有委曲求全的耐心。在实际工作当中,严肃苛刻,也会偷奸耍滑。唯独在读书上,一次也不饶恕自己的无知和懒惰。那些年,我买书大致是我们那支部队士官阶层当中最多的。也因为读书和写东西,结识了诸多的师长和好友,蒙受了他们的帮助。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我从义务兵到士官再到军官的跃进和转变。

  巴丹吉林沙漠的天空真的犹如深井,越是仰望,越觉得自身的轻盈。许多战友说,看天久了,会晕眩。而我,却觉得,越是仰望天空,自己的心越是澄澈,整个人都变得透明且充满光芒。有几次,我深入沙漠,看到的起伏犹如母腹与乳房,那么多,高低不一地错列在莽苍大地与无际天空下,日光浮动,风吹如涛。尤其是有月亮的晚上,坐在蜥蜴和黑蚂蚁的沙滩上,或觉得四周空明,一个人的肉身沉浸其中,灵魂却在半空中翱翔。看着对面黝黑的沙丘,堆满沙粒的沟壑,会感到一种大寂静。那种寂静当中,有无数的生灵在奔行,甚至耳边和眼睫毛上。

  我也曾多次去过灿若黄金的胡杨林,在额济纳河边的密林里,踩着白沙行走。头顶的蓝天,摩挲肩膀和脸部的胡杨叶子,这种感觉极容易让我想起曾经再次休养生息的乌孙、大月氏、匈奴和回鹘,当然,还有戍边的军卒,出塞的兵车,以及在这里写下不朽诗句的王维和胡曾等人……也想自己成为这里的王者, 哪怕是一家人住在这里, 养儿育女,与骆驼和黄羊、蒙古马为伍,终老一生。在牧民家里, 我听到了许多红狐、 白狐, 毒蜘蛛、毒蝎子和四脚蛇、狼的故事。狐狸这种灵性的动物,总是会与人,与人的生理欲望和心灵精神发生诡异而又凄美的联系。

  如牧民巴图说的,他年轻时候,在河东里以北的梭梭林中遭遇狼群的故事,是自家的骆驼把他圈在中间,他用干木头点着火焰,才躲过一难。还有一次,在苇杭泉附近,突然的沙尘暴摧枯拉朽,羊群四散,他借助冰川纪的巨石藏身,虽然损失了几十只羊,但人还是保住了性命。鼎新绿洲的农民呼见赠说,以前的芨芨乡,有个国光的村子,一个光棍汉家里突然有了一个女人,而且和他生活了好多年,还生了几个孩子。可有一天,光棍的老婆突然失踪了,也不知道啥原因,去了哪里。后来人说,那是狐狸精变的,是来报恩的。现在,光棍和那个女人的孩子还在国光村生活,已经是一个大家族了。

  诸如此类的传说,在巴丹吉林的弱水河流域层出不穷,只是近些年少了。我第一次从部队机场乘坐飞机去北京时候,在空中,突然发现,整个巴丹吉林沙漠了无边际,鼎新和额济纳绿洲,不过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墨点而已。我这才觉得,人在阔大之地久了,便也会沾染一些很奇妙的东西,比如性情的改变、对具体生灵和自然乃至世界的看法,以及对一些事物的认知和判断,都会无形变化。也适才觉得,人确实是地域的产物,自然对人的塑造和影响的力量强大无比。

  十多年后,那个莽撞的外乡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胡子拉碴的青年。其间,儿子出生。天长日久,与岳父母的关系也血浓于水。尽管,生活中有些不如意和摩擦,但基本上是无忧无虑的。2008 年,父亲突然罹患重病。这一次,我才深刻地意识到,无论我在外地多久和多远, 我的根还在南太行乡村。而所谓的根,不是某一块土地和人群,而是生养你的那两个人的,特别是父亲。至此我才明白,所谓的男人,无论年少时外出多远,都不会怎么想家。一旦过了三十五岁或者家里亲人遭受了苦难,才会真正醒悟。原来,无论走到哪里,始终有一根血线,若有若无地牵着,从不会断裂,也不会消失。

  安葬了父亲,我觉得整个人都空了。一个刚进入中年的人,看世界的心是发虚的。而从前,我有恃无恐,不在意任何东西。父亲没了,我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如此孤单、脆弱和不安。以至于回到巴丹吉林沙漠,肠胃里像是塞了无数的干枯茅草,一根根,扎得我生疼,还特别的拥挤和饱胀。次年,我有幸调到成都军区。这是一次人生的转变,再一次的迁徙。

  从浩瀚大漠到密集都市,我还是郁郁不乐,憋闷异常。有几次,在公寓房内突然放声大哭。走到街道上,看到与父亲长相差不多的清洁工,瞬间眼前一亮,赶紧走过去。想喊一声爹,然后搀着他一起回家。可是,每次我都失望。至此我也才明白,父亲对儿子的精神支撑力是无与伦比的,世间再多的物质和权位,都不足以与之相提并论。也似乎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对南太行故乡,包括所有的人事,都采取了原谅和宽容的态度。每次回家,母亲不断唠叨,说过去在村里的屈辱,如谁谁谁无故欺负了她,谁侵占了我们的田地、 房基地, 以及谁故意在某些事情上,让我们家吃亏。这是母亲常念的“经” 。父亲还在世的时候, 我听得津津有味, 父亲去世了,我突然觉得,母亲念叨这些陈年旧事,毫无意义。有几次,母亲还说 : “恁爹不管用,村里分荒坡时候, 少给咱分了……”等等, 一听,我就对母亲说 : “俺爹人都没了,你还在说他不管用?不管用哪有我和弟弟,不管用我和弟弟怎么长大?”母亲惊诧。我觉得自己也说得重了,转过来安慰母亲说: “人都不在了,不管生前再不好,可他毕竟是俺爹。他殁了,你再说他,这不好……”母亲沉默。

  母亲这种表现,让我心里不舒服,又不忍心。父母之恩,尤其是他们在,和子女们一起混迹于这尘世,是最大的幸福。

  自从父亲去世,我回家的次数多了。只要有机会,去北京或者其他地方,都要回家去看看。母亲虽然嫌我花钱,可我每次回来,她还是高兴的。以前对我横眉怒目的乡邻,看我的脸上也多了笑容。

  尽管如此,家里的事情还非常多。一般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宅基地、荒坡所属权的纠纷。尽管我家握有当年统一由村支部订立的合约,但村里几户强势人家,却通过暴力或者“市、 乡有人”的方式强行抢夺。二是因为闲话而引起乡邻之间的误会和冲突。三是在涉及具体利益上,村干部屈从于其他人的意见,而使得我们家蒙受不必要的损失。四是因为我写了一些关于故乡人事的小文章,发表或者结集出版后,被村里少数有文化,但又与我家不睦的人收集或者买到后,四处宣扬,说我写了谁谁谁的丑事,说了谁谁谁的坏话。更有甚者,要联名上告。

  但我仍旧是宽容和宽恕的,无论对谁。也觉得, 人和人之间, 根本的东西还是互助。互助是人类之所以聚居的根本要义,否则,人也可以像狮子、老虎那样,单独地生活。

  有一次,与一位医生兼作家的朋友深聊。很长一段时间,他说我是一个极其罕见的“标本” ,即我这个人具备的多面性令他匪夷所思。他想象不到,激烈与缓慢,笨拙与狡黠,正义与邪恶,纯情与混沌,执拗与随性、矛盾和统一,传统与前卫,忠义与善变等等特质都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多层次和角度, 出其不意和处变不惊地交相出现。 而这些,我自己是不知道的,他一一给我分析后,我也才明白,自己确实是一个看起来单调,实际上是冲突非常激烈的复合体。

  这也是我自己没有认识到的。自己想想,也确乎其实。但自己又时常浑然不觉。特别是 2012 年春节前夕,为了治疗胃病,一次吃了八种西药,忽然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差点没命,继而莫名头晕、心悸、四肢发软、情境障碍、肠胃不适、莫名的疼痛,以及濒死感强烈。持续了一年多之后,我的性情确实大变,敏感得一阵吹过脸上的风,一朵擦肩的叶子, 甚至陌生人的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都令我莫名恼怒,或者潜意识以为别有用意的程度。那时,我不知道这是抑郁症,或者说不明症状。几次走在街上,忽然全身发紧,紧张无措, 手脚不知道怎么用, 紧接着是心悸、慌乱和强烈的濒死感,急忙跑进医院,检查一番,又没有什么器质性改变。

  有几次和儿子发生冲突。一次,一家人开车去都江堰。车上,儿子把一张白纸伸到天窗外。我下意识很凶地制止了他。另一次,一家人从地下车库电梯上楼,儿子和我开了一个玩笑,我忽然异常的恼怒,自己扇了自己一个耳光。还有一次,下班回家,老婆突然对我发生喝骂。我生气, 提起包, 出门去了,站在小区外面的河边,想自尽。还有些时候,忽然觉得后脑如钢丝绳一般急速收紧,意识就要丧失的感觉。尤其是 2016 年 5 月在老家邢台,第一晚朋友请吃饭,喝了很多酒,次日胃疼,午饭前吃了两粒修正牌胃康灵,忽然觉得后脑的神经一根根绷断,心慌得坐不住。急忙去医院,心跳达到 110 次 / 分。躺了一会,方才好转。从此之后,整个人都是恍惚的,有时候看对面的人,好像在电视或者荧幕上的一样,眼前的一切事物都是,近在耳边的声音,也好像很遥远。我住院检查,核磁共振、心电二合一、CT 和彩超、各种生化等等,也没有什么具体问题。但这样的症状一直持续。后来肠饥饿、暴饮暴食、四肢虚软无力、头脑不清,不能看屏幕和任何书,一坐到电脑面前就晕,全身发软。

  从那时候开始,我成了医院的常客。成都几乎所有的医院我都去过。甚至还有一些专门骗钱的类似莆田系的医院。无论吃什么药,都无法起到作用。只有一次,吃了两粒成都军区总医院开的左洛复(盐酸舍曲林片) ,不到五分钟,感觉自己和正常人无异,脑袋清楚,身体的不适全部消除。可到了早上,八月初的成都天气,没开空调,且还开着窗子,我忽然觉得自己全身冰凉,如履薄冰。不敢再服。又去华西、省中医院检查后,确定服用盐酸氟西汀即百忧解。一段时间后,有点效果,但医生从没告知我是哪一类抑郁症, 我自己查资料暂定为“抑郁性神经症(神经症性抑郁) 。 ”大致是准确的。

  朋友所说,大致是我抑郁症之后的情况。也可能有天性的成分。似乎从 2016 年夏天开始,我对成都乃至一切城市有了一种说不清楚的厌倦感。也真切地意识到,城市的便利其实只能够容纳我们的肉身,却无法使得灵魂与之相依。抑郁症躯体反应最严重时候,每次强行在街上溜达、快步走的时候,我就觉得,眼前的繁华和熙攘都像是一种幻觉,这个人和哪个人,对面而过,甚至撞了一下肩膀、碰了一下手背,几百米之后,就忘却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连对方一目了然的面目也瞬间没了印象。唯有那些古老的寺庙及其他建筑,总是给人一种偎贴之感,而各种材料装饰的高楼,更像是幻景。我总是想,上面的玻璃若是全部碎掉,那么,楼宇的丑陋可能是惨不忍睹的。如果整个城市没有一个人, 可能比战场更加可怖和凄惨。

  再假说,人都没有了,城市还会存在,哪怕是脚下的水泥板、路边的杂草。人是无法与外物相抗衡的,尽管人总是利用外物来装点自己。由此,人也是自然的产物,不仅是一个正确的道理, 也符合天地万物之定律。2017 年,我分别去了很多地方,但凡去北方,总是要回家看看。母亲在,家就在。每次回去之前,都迫不及待,想在家里多待一段时间。想重温一下少年的乡村感觉,或者安静地想一些事情。可是,每次都是一堆的家事,都是非常棘手的,如邻里的纠纷、亲戚间的摩擦、婆媳问题等等,各种各样。处理和调解得差不多了,也该离开了。这时候,我才发现,一旦成人,人就没有了自由,更没了自己。

  而且,对一个平民来说,你只是你自己,以及和紧密相关的那几个人的人。此外,参与不了更多,也做不了什么。更多的时候,我莫名地想,对于成都,我在和不在,在这里,或者另外的城市、乡村等地,其实都一样。既然都一样,那又何必限定自己的确切住处呢?在迁徙这个问题上,人是生而自由的,而且必须是无限自由的。

  入城不过是为了更新一种生活方式,置换一种人生的场景和道具罢了 ;回到乡村,也如是。2017 年到 2018 年开初,我越发厌倦城市,特别是目前的一种人生状态。想再度回到乡村去。正如这一次,回家过年路上,我想了很多。从太行山乡村到西北的沙漠,再从西北转移到了成都,这种简单的线路,已经消耗了我半生。可能,我这样的一个人,在村人看起来是荣耀的,成功的,可对于成都,对于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我何其微不足道?更严重一点说,无非是一个时代的试验品,人群中一个普凡的个例而已。

  事实也证明,不仅成都已经成为了一种越来越大的都市,周边的县市先后被囊括和纳入,又新增了高新区和天府新区。即使我老家邢台,城乡的差别也在缩小,甚至已经在形式上融为一体。并且,在可预见的情况下, 城乡的融合速度会更快, 此前存在的“缝隙”和“差别”也会很快弥合,甚至紧缩于无。 我看到的是, 不论是毗邻市区的龙泉寺村,还是距离 58 公里和 64 公里的白岸村,都在形式上接近了城市,尽管小区和楼房简陋、不规则一些,但也有了城市的模样。几乎家家户户有小车,居民吃穿用度上,甚至风习和规矩上,也有了城市的气息。

  回到家里, 闲谈时候, 母亲和小姨说: “老了还回来吧!”前来聊天的邻居也说 : 退休了回来吧。他们表达的意思,都是叶落归根的传统思维,同时也暗示了从哪里来还到哪里去的宿命。

  母亲、小姨和村人的话,使得我的心也在摇晃。去和留,城市和乡村,其实都不应当是一个界限和分野。尤其对于个人来说,这一切,居住地乃至各种转换,都应当是一条通途,而不是壁垒和限制。看到当年父母修建分给自己的房子,已经陈旧不堪了,想再花点钱翻修一下,然后,搬回来住。我也想到,无论到何时,人总有退休的一天。这是时间的律令, 也是生命的“程序” 。可又想,孩子老婆都在城市……乡村……娘还在,当然可以回来尽孝,可再往后呢?一个人在暮年,他的所有情感寄托只能是自己亲生的子女,除此之外,这个世界上,真的没人可以让我们全身心倾注情感与寄托灵魂了。这非常残酷。也或许,这个想法也有些狭隘,但我相信,事实如此。

  在家里过了春节,再度返回时候,也觉得有点轻松。在城市久了,想回农村 ; 在农村久了,又想回到城市。这种往复不定,其实是我这样的出身农村,现在跻身城市者最大的现实和精神困境。我们这些人,不像城市原生和加入比较早的人,那么枝蔓庞杂、血缘众多,在城市,除了妻儿,似乎再没有什么可以从亲情上联结的人了。相比之下,乡村还有母亲和弟弟一家,他的孩子们也长大之后,肯定又是一种分布和聚拢。

  高铁返回途中,看着窗外急速消失的田野和城乡。仅从表象看,这个年代,乡村和城市已经在高速聚拢了,不论是哪个省份和地域。这种复制性极强的“造城运动” ,已经锐不可当。

  我又想到自己这些年的不断迁徙。从职业角度说,对于军人,不断的迁徙是不能更改的命运,只不过,有些人去向单一,有些人略微复杂一些罢了。但对于个人来说,从一地到另外一地,每一次都是伤筋动骨的。特别是对于我这样数代人都在农村,外面的城市再无其他宗族和近亲的人,无论到何地,也都注定是孤独的。

  对于我来说,这或许真的是所谓的命。

  “我来自农村,我是谁?在城市,又是谁?我来路明确,可当我老了,应当在哪里度过暮年?怎么度过?会不会影响到孩子 (如他们看望我们方便不方便,居住在距离他们远的地方,会不会帮不上他们,还令他们长途跑动等等)?”这些问题,在我满四十岁的时候,就一再不自觉地涌上心头了。此时也才发现, 男人是有根的。这个 “根” 的意识,也是中国文化当中隐形但却又强大的东西。而男人所谓的根,大致只能是父母所在地。父母为人人之根,而父母的根,又系在他们的父母身上。

  傍晚到成都东站,下车,天还是有些阴冷。回家路上,灯光已经将这个城市装饰得繁华异常,又不明就里。路过一片小区时候,看着那些开着灯的窗户,我忽然想 : 他们又是哪一类人呢?是不是也和我一样?他们有没有想过如我一样的问题?如果境况类似,他们又怎么打算和预想的呢?

  到家,给母亲和弟弟分别报了平安,挂掉电话的瞬间,忽然心中悲伤,颓然坐在沙发上,叹息一声,想起里尔克的几句诗 : “孤寂好似一场雨。/ 它迎着黄昏,从海上升起 ;/ 它从遥远偏僻的旷野飘来,/ 飘向它长久栖息的天空,/ 从天空才降临到城里。// 孤寂的雨下个不停,/ 在深巷里昏暗的黎明,/ 当一无所获的身躯分离开来,/ 失望悲哀,各奔东西 ; / 当彼此仇恨的人们 / 不得不睡在一起 :// 这时孤寂如同江河,铺盖大地……(杨武能译) 。 ”无比贴合我的心境,甚至现实。这首诗从另一个国度和方向,让我在城乡、外省和故乡之间的情感纠葛和困境当中,看到了某一种必然的前景,或者说某一种命定的意味。以此引申,在这个轰轰然的时代里,也肯定有着许多与我有 “同感” 的兄弟姐妹。里尔克另一首叫做《村里立着最后一幢屋》中,也有诗句说 : “村子里立着最后一幢屋,/ 那么孤单,像世界的最后一幢屋(杨武能译) 。 ”……如此的诗句,我知道其意,但不知道应当再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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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山西文学》 2018/09 文 杨献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