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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人格“外援”(2018/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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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成大事者,必有异于常人之处,曾国藩自然也不例外。不说别的,就是一生所下的自省功夫,曾国藩就超出了同时代与后来的许多人。曾国藩的自省既见于家书,更见之于日记。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时任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在日记里写道:“黎月乔前辈来,示以近作诗。赞叹有不由中语,谈诗妄作深语。己所不逮者万万。”看了熟人写的诗,明知道不怎么样,却违心吹捧,还要故作高深,曾国藩觉得自己太装。初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批评自己待朋友郑小珊态度不好,原文是:“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仇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这里需稍稍说明一下,曾国藩与郑小珊是同乡,又均为京官,郑精通医术,多次为曾家人看病,彼此来往十分密切。只是因为一件小事,两人发生口角。后来,曾国藩主动认错,两人和好。上述日记就是针对这件事写的。初十日,曾国藩在日记里批评自己的好利之心:“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在日记里痛斥自己见了美女心里痒痒的:“同见海秋两姬人,谐谑为虐,绝无闲检,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可以说,曾国藩的自省是全方位的。

  然而,曾国藩有一点更为一般人不及,那就是他不怕露丑,为了人格完美,自觉引进“外援”。

  曾国藩的“外援”之一是圣人。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五,曾国藩在日记里写道:“早起,高诵养气章,似有所会,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须臾不离,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于万一。”意思是自己要向孟子学习,长养浩然之气,做一个正直、善良、于国家有贡献的好人。

  曾国藩的“外援”之二是朋友、亲人。赴京城做官之后,在唐鉴的引荐下,曾国藩认识了理学家倭仁。某次,曾国藩拜访了他,倭仁给曾国藩提了两条意见,一是学会“研几”,就是要看重细节;二是要写日课,即每天要做些自己认为必须做的事,坚持不懈。这两条意见对曾国藩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陈岱云与曾国藩是同科进士,又是非常好的朋友,曾国藩希望其指出自己的缺点。陈岱云说: 第一要戒“慢”,说曾国藩无处不有怠慢之气。又说曾国藩与朋友常常对立得很厉害,“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说曾国藩处事不患不精明,而是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曾国藩评价说:“此三言者皆药石也。”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邵蕙西在头天晚上看到西南方有苍白气,广如一匹布,长数十丈,斜指天狼星,不知主何祥,清早来找曾国藩,想好好探讨一番。聊完天,曾国藩留他吃早饭。或许是觉得两人关系很铁吧,邵蕙西直言不讳地谈了自己对曾国藩的几点看法:“ 一曰慢,交友不能久而敬之也;二曰自是,谓看诗文多持己见也;三曰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邵蕙西的批评是很有辣度的,等于说老曾有人品上的缺点了。但老曾就是老曾,在日记中如实记录此事后,他这样感叹:“直哉,吾友!吾日蹈大恶而不知矣!”用今天的话翻译就是,直爽啊,我的朋友,我每天都在干大恶之事而自己不清楚啊!正面肯定了朋友的批评。

  曾国藩在修身时如此看重“外援”,原因有两个:其一,人本质上总有几分自恋,盲目相信自己的视野、思想、决断,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有了“外援”,我们也就有了向自我开刀的勇气。其二,每个人的出身、经历、所受教育相异,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也各各有别。有的事你做了之后自己可能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别人却认为特别碍眼,“外援”直言相告,我们也就能更客观地省察自己。

  任何人都不能替代我们的生活、包办我们肩头承受的责任,一个人的修身主要靠自省,然而,如果自省时及时引入“外援”,我们的反思一定会更彻底、更深入,人格也更容易变得完美。曾国藩在做人、处事、家教上的巨大成功,已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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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杂文月刊·原创版》 2018/08 文 游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