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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我是叛徒(2018/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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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对“小镇青年”贾樟柯来说,少年时记忆最深的是在省城太原听过的一场演唱会和在北京看过的一场罗丹作品展,那是他的家乡所无法提供的。由于城市与城市间、城市与乡村间资源分布不均,一个个体如果想追求更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就必须流动,必须成为个人宿命的反叛者。

  中学时期,我在山西汾阳、一个晋西北的县城里生活,县城里刚刚开始有摇滚乐,我们从广播里、从卡带里听到那些音乐。

  有一天,收音机里说,在山西省会太原,会有一场崔健的摇滚乐演出,我们这些中学生非常向往。我和几个同学结伴,骗大人说要买参考书,凑够钱之后,每人花了两块八,坐长途汽车前往太原。

  汾阳到太原的公路距离是一百多公里,那时候长途车大概开了五个小时,辗转反侧,兜兜转转,才到达太原。我们最后买到票,在太原的一个体育场里看了这场音乐会。

  这是一个很遥远的距离。对生活在县城里的年轻人来说,如果想分享音乐、分享城市的文化,就必须行走,必须离开你的故乡,必须前往更大的城市,才能获得这些资讯、资源。

  “必须要流动”

  一年之后,我高考落榜了。我父亲跟我讲,你应该上一个大学,但你数学太差了,肯定补不起来,还不如赶紧去学美术,没准你可以考一个美术类学校,因为那个时候考美术不用考数学。我想,用一年的时间学好画画、考上大学的几率,应该比学好数学的几率高,所以我就离开故乡,去太原学画。

  我记得是在秋天时,又有一个信息传来:在北京,会举办罗丹的雕塑展。这个消息就跟我一年多前在县城里听到省城有崔健的音乐会一样,同学们奔走相告。

  我们一帮男孩子商量,要去北京,要去看罗丹的雕塑展。我们一起买了火车票,从太原到北京的火车要坐整整一个晚上,晚上七八点上车,第二天早上六七点才能到达北京,我们几乎一夜未眠。

  到了北京之后,出了火车站先去买当晚的返程车票,再坐公共汽车去看展览。为什么要买当晚回来的车票呢?因为我们当天回来可以省掉一晚住宿钱。大家到了美术馆时,实在太早,大门还没开。后来,我们看到了迄今为止我看过最全面的一个罗丹雕塑展,包括他的很多手稿、素描跟速写。

  一次看音乐会,一次看展览,它们成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经历,而且它们引发了我对这个社会的一个思考: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乡村、生活在县城的人来说,我们想要寻找更多的文化资源时,我们需要移动。

  1949年之后,整个中国社会变成一个垂直管理的社会,大的资源、重要的资源,都集中在最大的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接下来资源丰富的是省会城市,还有大的工业城市,然后才一点一点地到县城、到乡村。也就是说,对于生活在田野和山区的中国孩子来说,分享到这些文化资源是非常不容易的,必须要流动。90年代初的流动机会,就是考大学,或者当兵,这样就可以离开自己的土地,到别的地方发展,获得个人发展的机会。

  寂静的精神世界

  到了1990年代末,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大概是1997年、1998年的时候,学校外边正在修三环路,整个沿三环路的路边,都是用帐篷搭的工人工棚,里面住了很多来自外省的农民工,全是从外地来到城市的面孔。

  很快,一年接一年,城市外来人口越来越多,整个城市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人口迁移,就是从基层向大城市流动。

  造成这样的流动首先有经济的因素,因为你会逐渐地发现农业是不赚钱的,仅仅依赖土地,个人的发展空间,或者说你的收入是非常有限的。另外一方面,则是精神的需求。直到今天,我们要看电影的话,最主要的电影院还都密布在大城市和中型城市,几乎所有的小镇都是没有影院的。包括音乐厅,包括美术馆,包括飞机场,包括所有的城市设施和一些工作机会,它们都密布在这些资源集中的大城市里。

  所以,人口流动首先是生活、生存的要求,对很多年轻人来说,你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进入城市才会有机会。另外一方面是精神的需求,在这方面,我有非常难忘的记忆。

  我曾经在我的文章里写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我已经定居北京很久以后,在我已经成为一个电影工作者、可以全国、全世界频繁旅行以后,有一年春节,我从北京回到老家,想去看望我的一个同学。他中学毕业以后没有考上大学,后来就在家务农。

  他的家就在县城边上的一个村庄里,黄昏的时候,我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在暮色中去了他家。他正好不在,他的父母接待了我,于是我就坐在他的房间里等他回来。我发现,整个房间的陈设,他的被褥、铺盖,甚至他养的植物都没有改变,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是单身。

  他的床上有一本书,是一本半刊半书的杂志《今古传奇》,这是我们高中时流传最广的一本书,差不多每一期都有三四篇中篇小说,小说题目大多是“大案”、“奇案”、“要案”,类似地摊文学。那本书曾经是我在中学课堂上偷偷读过的,不知怎么样流传到了他的手里,而经过了这么多年,这本书还在他的枕边。这时候我想,可能他还在靠这本书来打发他漫长的夜晚,打发他庸常的日常生活。

  如果你去乡村行走,你会惊讶地发现它在逐渐变成一个老年人、儿童和妇女的世界,因为青壮年大部分都外出打工,去寻找生活的可能性。另外一部分,在夜晚的乡村里,几乎最重要的娱乐就是打麻将,就是赌博。你可以想象,如果乡村里面没有麻将的话,可能最后一个年轻人都会走掉。

  再一方面,如果沿着这样一个路途,我们离开乡村来到城市,离开北方来到南方,我们去到东莞、虎门、长隆,去到长安、石龙,去到这些广东的密集小镇时,一边是林立的跨国公司工厂,一边是跟乡村同样的寂静——几乎在白天的时候,你在这些小镇上是看不到人的。就是我们那些老乡,我们那些离开土地、离开村庄,前往城市、前往开放的南方去打工的亲戚朋友,他们进入到的同样是一个寂静的、寂寞的精神氛围和精神世界。

  在一些大型工厂里,年轻工人其实就是生活在一个乡村的社区里面,人们的往来是以同乡为基础的,比如东北人会扎堆,湖南人会扎堆,湖北人会扎堆,可能甚至会细化到某个县、某个乡,实际上他们面对的还是过去的一个乡土结构。

  在这样的一个精神氛围里,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离开了土地,来到了城市,还会发生富士康的那些悲剧。

  “我是叛徒”

  人口移动,进入到城市之后,应该建立起一个相对来说均等的分享式社会。我举一个例子,看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堵塞了分享渠道,比如说房屋的限购,汽车的限购,就是从制度上堵塞了分享,取消了一种分享的可能。

  可能有的人会说,对一个打工的年轻人来说,在北上广买一套房子可能是不现实的,但问题是,你拥有这个权利跟没有这个权利,其中有质的区别。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反而让我们思考自我启蒙的问题。

  束缚、限制是人生常态。一出生,父母就是你自由的束缚者;还有社会层面的出生——进入社会后,我们所处的社会团体、人际关系,都会对身在其中的人有所束缚。

  怎么建立一个尊崇个性的社会?我觉得这涉及个人超越和自我启蒙的问题,它们摆在每一个个体面前。面对束缚自由的常态时,一方面是推进制度的改变,让这个社会的管理更加趋于成熟、人性化;一方面在个人的选择上,我们应该成为个人宿命的反叛者。

  反叛可能首先来自对多元价值的认同,对单一价值的反叛,比如,当我们整个社会都在用金钱来计算价值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成就感?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生活的可能性?面对另一种可能性,我们是不是有勇气去迈出自己的脚步?当你去反叛整个社会保守的价值观的时候,自由就开始逐渐属于你。

  在人潮的流动中,我看到了无数个这样的肖像。在山西的山区,在湖北的山区,与我擦肩而过的这些乡村的年轻人,他们在路边站着,他们在打麻将,他们在上网。我在省会城市见过他们,我在北上广见过他们,我在东莞的那些大型工厂里面见过他们,他们生活在我们周围。

  他们所能够分享到的东西并不是太多。现在有一种信息的假象:如果从互联网的角度,可以说我们在信息的分享方面似乎丰富了很多。但是,人们分享了信息不等于分享了生活。真正的实体生活,衣食住行,这些触及个人基本生活内容的改观,是信息自由化所代替不了的。

  另一方面,我们并不能够期待网络能带来一个个性化的中国社会,因为它本身所提供的价值可能更加单一。

  因而我想,一个充满反思、反叛的社会,需要我们共同建立。如果我们想获得自由,我们不能仅仅依赖网络,我们不能仅仅依赖外部制度的改变,我们更应该依赖自己,一个个对自由有渴望的个体。

  期刊架位号[8694]
  (摘自《VISTA看天下》 2018/23 文 贾樟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