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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姑屯事件”秘闻:日本人为何对张作霖起杀心(2018/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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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以阴谋手段,在沈阳皇姑屯车站炸死张作霖,企图趁乱全面夺取中国东北地区。但是,日本的这一罪恶企图最终未能得逞。

  张作霖皇姑屯被炸身亡

  1928年春夏时节,中国政局发生急剧变化:南京的国民政府下令发动“第二次北伐”,很快击败奉军,打过黄河,逼近京津地区。由于连连战败,军心不稳,奉军许多将领表示厌战。“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眼看大势已去,不得不准备离开北京,撤往关外奉天(沈阳)老巢。

  张作霖本是亲日的大军阀,这次奉军在前线战败,他本想“借日本的武力留在关内”,日方近来改变态度,借口防止战乱波及“满洲”(即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区),多次逼迫张作霖退回东北,并乘张作霖窘困之际,趁火打劫,向张提出“满蒙权益”的问题。

  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亲自拜访张作霖,进行威胁讹诈。张作霖不愿就范,断然加以拒绝。事后,日方威胁张作霖,如果不听日方劝告,失败后想回东北,日方当解除其武装。5月30日,张作霖召集部属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等人,举行最高级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率部撤离京津,退回关外。

  在张作霖离京前夕,日本驻华公使芳泽再次来找张纠缠,逼张正式履行日方帮助他镇压郭松龄反奉时所签订的《日张密约》。张作霖大发脾气,拒绝在芳泽带来的文件上签字。

  这时,张作霖接到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的密电,报告在奉天附近南满铁路(今吉林长春到大连的铁路)与京奉铁路(今北京到沈阳的铁路)的交叉点老道口、三洞桥、皇姑屯一带,日军戒严,不许行人通过,希望张作霖回奉时,加以戒备。

  张作霖为避开日军,曾一度想乘坐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但因怕公路坎坷、汽车颠簸,身体受不了,仍决定乘火车离京。机警的张作霖“故布疑阵”,先宣布6月1日启程,后改为2日,最后在6月3日晚9点钟,张作霖才乘专列离开北京。

  6月4日清晨5点左右,张作霖的专列在皇姑屯车站略作停留,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来接,登上专车。专车继续向东行驶,准备到沈阳车站停靠。这时,沈阳车站里已由上千名军警警戒,沈阳城里的军政大员和绅商代表也早已齐集于此,恭候专车的到来。

  5点30分,列车驶进了京奉与南满两铁路交叉处的陆桥——三洞桥的桥洞。就在张作霖乘坐的专车进入桥洞的一刹那,预先安放在桥洞上的炸药爆炸了,随着震天动地的两声巨响,全桥塌下,张作霖乘坐的包车连砸带炸,全车粉碎,车身被炸出三四丈远。张作霖身受重伤,血流满身,气息奄奄。据后来英文《时事新报》报道,共有20人被炸死,53人被炸伤。

  正在奉天车站迎候张作霖的仪仗队闻讯赶来,变成救护队,抢救死伤者。张作霖被送回沈阳大帅府家中,慌作一团的张作霖家人找来医官施行紧急治疗,但终因伤重救治无效,延至上午9时30分死去,时年54岁。

  张作霖与日本人关系复杂而微妙

  张作霖与日本当局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张是靠日本的支持,才得以成为奉系大军阀、爬上“东北王”宝座的;1925年底张作霖的部将郭松龄倒戈反奉时,张作霖同样是靠日军的支持,才得以击败郭军,保住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他能战胜直系吴佩孚与冯玉祥部国民军,更是离不开日本的支持与帮助。

  因此,张作霖在与外国列强的关系方面,基本属于亲日派。但张作霖又与日本当局之间存在矛盾。他不甘心成为日本的傀儡,他甚至对某些与日本已签订的密约,采取拖延与不合作的态度。尤其是他在北京建立“安国军政府”后,逐渐与英美发生较密切的联系,而对日本有所疏远,甚至有所对抗。

  日本军国主义早就有吞并与独霸中国东北的野心与计划。日本明治维新后所确立的国策(所谓“大陆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吞并与独霸中国东北,作为侵略中国关内广大地区的前提和基础。

  当时,日本为进一步完全控制东北,在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和内蒙东部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满蒙王国”,成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曾想将张作霖作为这个“满蒙王国”的代理人,通过其来实现日本的野心与计划。为此,他们多年来给张作霖以各方面的支持。

  但日本人发现张作霖越来越不听话;到1926年底、1927年初,中国南方大革命兴起、北伐军势如破竹时,日本当局看到张作霖的实力与威望都大大降低,就想采取“卸磨杀驴”的方针,抛弃张作霖,寻找和扶植一个新的代理人,或者就由日本直接出面统治东北。

  1927年4月20日成立的田中义一内阁,在6月、7月与8月,先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对华政策,特别是所谓满蒙问题。会上意见不一。

  极端狂妄强硬的日本军部,特别是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力主采取强硬手段:一方面,乘张作霖困难之际,向张索取更多的“满蒙权益”;另一方面,如张作霖继续拒绝日方要求,则秘密布置对之实施暗杀,造成东北群龙无首、形势混乱的形势,乘机出兵占领整个东北。

  在其中的一次会议上,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作为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中将的随员,列席了会议,并为武藤司令官执笔起草了发言稿。一年后,河本大作成为暗杀张作霖的元凶。

  由于张作霖以捉迷藏的方式,回避和拒绝日方提出的更多谋求东北地区“特殊”权益的种种要求,引起关东军日益强烈不满。

  河本大作在1928年初开始秘密部署谋杀张作霖。河本率关东军参谋部人员在沈阳近郊一再侦察研究。最后确定皇姑屯车站旁、京奉铁路线与南满铁路线交叉处的立交陆桥——三洞桥的桥洞,是最理想的埋药炸车地点。

  1928年6月3日晚,河本得到了北京等地传来的情报:张作霖专车已开出北京,正沿京奉铁路线向沈阳开来,预计到达沈阳的时间是4日清晨。河本早已经通过关系,从张作霖的一个姨太太的嘴里,侦察到张作霖本人位于专车的第八号车厢。

  6月4日晨近6点,张作霖的专车开到了埋设炸药的地方,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在河本大作的指挥下,按下电钮,“轰”的一声,炸药爆炸,黑烟飞扬至200米上空……

  日军趁乱全面夺取东北的企图落空

  皇姑屯爆炸张作霖专列成功后,日本关东军参谋部按照预定计划,为掩盖事实真相,立刻调动工兵赶修铁路被炸部分,又专门枪杀了两名无辜的中国人,把两人的尸体扔在肇事地点,在尸体衣服口袋里塞上伪造的“北伐军东北招抚使”的信,诬称炸张作霖专车是北伐军派来的南方便衣队所为。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一方面派遣人员,千方百计侦察张作霖被接回帅府后的治疗情况,并试图进一步杀害张学良;另一方面下令全军戒备,作好作战准备,并在沈阳等地制造一系列事端,企图引起东北进一步混乱,乘奉军无人统一指挥之机,全面占领东北,建立汉奸傀儡政权。

  在这危急存亡之际,沈阳奉军当局识破日方阴谋,力持镇静。他们先对张作霖之死采取严格保密措施,稳定人心与社会秩序,瞒过日方的窥探。

  6月6日,奉天省公署发表通电,假称张作霖仅“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谧如常”。每日厨房照常开张作霖的饭,医官天天来帅府假装换药,并填写医疗经过与处方。

  日方不断派人来慰问,借以探听张作霖消息,皆被婉言谢绝。同时,张学良秘密赶回沈阳,主持大政。待局势稳定后,才宣布为张作霖发丧。不久后,1929年1月,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使得中国在分裂多年后,终于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日本关东军原打算在炸死张作霖后,乘乱全面夺取东北,结果适得其反,把张学良逼得与南京政府统一了。

  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下,田中内阁曾企图追究河本大作的责任,但军内少壮派军官,如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人,坚决袒护河本大作,反对以军法或司法程序处置河本。他们也得到了陆军上层人物的支持。河本大作仅在1929年4月被解职,退出军界,编入预备役。

  河本大作在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被捕。作为战犯,他在审判台上供认了阴谋炸毙张作霖的罪行。1953年8月25日,河本大作病死于太原战犯管理所,终年71岁。

  (据《读书文摘》)

  ——/附录/——

  控诉日本战犯由“皇姑屯事件”算起

  1946年5月3日,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国际检察局在撰写起诉书时,首当其冲碰到的问题是,控诉这些日本甲级战犯的犯罪行为,从什么时间算起?

  国际检察局内部对此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与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要从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算起;另一种观点认为,要从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为起点;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要从1931年9月18日日军制造沈阳事变、占领中国东三省开始。

  中国方面的检察官向哲浚经认真研究,向国际检察局郑重地提出了中国的看法:应以1928年6月4日日本军人阴谋炸毙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作为控诉日本战犯的犯罪时间起点。“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对中国蓄意发动侵略战争的开端与序幕。

  向哲浚的主张最终为国际检察局所接受,1928年1月1日被正式确定为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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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晚报精华·往事与旧闻》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