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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野山:见证东西文化交流的碑石(2017/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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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野山,是唐朝时期的日本佛教高僧空海大师随遣唐使赴中国习佛归来,于公元819年兴建金刚寺的修行传道之地,是日本密教真言宗的本山,日本的佛教圣地,最盛时有寺院1200座,明治维新后衰落,但仍有120座。

  高野山奥院是日本最大最有名的墓园,日本历史上许多著名高僧和赫赫有名的人物,如战国时代的将军丰臣秀吉、织田信长,近代的中曾根康弘等,都有他们的墓地或灵塔。日本人传说,空海大师为弥勒佛转世,因此许多日本人对身后的最大愿望,就是葬在高野山,期望与空海大师一同转世到西方极乐世界。在明治维新前,只有高僧和豪门巨族才可在此建墓设灵塔。但明治维新后对庶民开放,墓冢和灵塔大量涌入,据说可能多达上百万。许多日本大公司,如日产汽车、南海电铁等,亦在此设灵塔祭奠因公逝世的员工。由于土地有限,供不应求,现想在高野山奥院拥有一平方公尺土地安排后事,价钱竟高达数百万美元——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地皮了。

  通往空海大师御庙的两公里参道两侧,杉木森森,密布墓园和各种慰灵的碑石和灵塔。其中一块特别的碑石尤为引人注目。这是一块中文碑石,碑身斑驳残旧,显然历经了漫长岁月。上刻一个十字架和九个中文楷书大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下刻中文行书的碑文正文,立碑人为“大秦寺僧景净”,立碑时间是“大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最底部还有一些拼音文字。

  记载西方基督教于唐朝时期传入中国的大秦景教碑鼎鼎有名,我早已听闻。但这块被中国视为国宝的著名碑石,怎么会出现在日本佛教圣地的高野山?此乃真碑还是假碑?

  这里竟然涉及一段跨越1200年的东西方及中日间的文化交流历史。

  所谓“大秦”,是古代中国对古罗马帝国区域的称呼。大秦景教碑于中国明朝天启三年(1623年)在西安附近出土,当时已有耶稣会传教士在华传教,他们凭此碑认出,大秦景教应是基督教一个古老教派。碑文记载,一个叫阿罗本的波斯传教士历经跋涉进入中国,于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到达长安传教,他拜谒了当朝天子,要求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此后唐太宗降旨准许他们传教,景教开始在长安等地传播起来。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他们在长安义宁坊建大秦寺(基督教教堂),并发展了21名教士。这说明早在哥伦布地理大发现后,欧洲传教士来华的近一千年之前,西方的基督教已光临过中华大地。因此大秦景教碑的发现,轰动了罗马教廷和欧洲史学界,当时不少西方传教士得知后,争相把碑文拓片,译成拉丁文后寄往欧洲本国。

  但也有不少人持怀疑态度,因为阿罗本在中国长安建基督教教堂之时,基督教的传教士尚未跨过中欧的多瑙河,多瑙河以北的大片土地,尚是基督教罗马帝国视为化外蛮荒的异教徒的国土。他们怀疑所谓的“大秦景教碑”,其实是欧洲传教士伪造的。直到后来在中国西安、福建泉州、北京房山地区陆续有更多大秦景教历史文物出土,质疑和争论才逐渐平息下来。

  我翻看资料发现,日本高野山的大秦景教碑原来是摹本,原碑现珍藏于西安碑林,是中国严格禁止出境的国宝级文物。但高野山这个复制品也有很高的文物价值,立于此地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因欧洲基督教会和学术界很看重大秦景教,20世纪初,曾有西方学者拟重金购买送往大英博物馆珍藏,但为清政府所拒。后朝廷派陕西巡抚等人与来者协商,最后达成协议:废除购买合同,获准其复制品带回欧洲。而后,此碑被复制了多份运往欧洲,复制品十分逼真,几可乱真,其一现藏于梵蒂冈博物馆。

  高野山这面仿制的大秦景教碑,是一位英国女学者戈登夫人于1911年赠予的。这位基督教女学者1891年访日,上了高野山,为高野山的东方宗教神秘气氛所倾倒,并认为空海大师的佛教真言宗与基督教有许多相通相似之处。大秦景教碑文用中国人熟悉的佛教教义和文字阐述基督教教义,戈登夫人认为具有某种象征意义,遂赠予高野山,以体现不同宗教间的沟通和包容。有生之年,她还曾在英国为日本留学生提供帮助,被尊为“留学生之母”,将几十万册欧美书籍捐赠给日本,为日本与英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贡献。戈登夫人1921年逝世后,遗体按其遗嘱葬于高野山大秦景教碑旁。

  立于高野山奥院参道上的大秦景教碑令人感慨万千:人类许多独特的民族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并非一直是文明的孤岛,而是有过与异族文化接触交汇,得以丰富自身的机遇。古代文明间的接触可能比后人所知的更频繁,可惜许多已湮灭于历史尘埃之中。作为一个常为东西方文化之争所困扰的现代中国人,亦不免对一千多年前盛唐时代那种敞开国门、广纳四方客人——无论东洋或西洋来客——的宏大气势所折服。

  但到公元845年,唐武宗大举镇压佛教,被当时中国人视为夷教的大秦景教也被波及,长安的大秦寺被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被埋,大秦景教逐渐衰落绝迹,直到千年后,此碑才得以重见天日。可见文明交流的中断,有时并非是受阻于高山、大海、沙漠等所谓的天堑险途,而往往是统治者为巩固其权力打压异己的暴力行为。这不仅是我们所有,日本民族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有旅日华人女作家在作品中写道,大秦景教曾由日本赴唐留学僧带回日本,在日本的文化中留下若干蛛丝马迹,而基督教真正进入日本的时间,是在公元16世纪,几乎与葡萄牙人到达中国澳门是同一时期。

  日本是海国岛民,对外来文化抱有强烈好奇心及求知欲,对基督教并不抗拒,因而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教相当顺利和成功。不到100年,教徒已达到37万人,占当时日本人口的2%,其中还包括不少地方诸侯,比如九州岛的一位诸侯大村纯忠,甚至将他的领地长崎港捐给了传教的耶稣会,遂使长崎获得“东方小罗马”的称号。

  但好景不长,在军阀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建立德川幕府政权后,为巩固权力,对内施行了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杜绝了社会的上下流通;对外则闭关锁国,并颁布禁教令,以极残忍的手段赶尽杀绝天主教,其间还曾镇压了一场天主教徒的大起义,屠杀了三万七千名教徒。据估计,在长达250年持续不断的迫害下,日本有20万天主教教徒殉教,天主教几乎在日本绝迹。

  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可说是日本历史上一个严重停滞的时代。在明治维新到来的前夕,日本被美国军舰敲开国门,西方传教士又回到日本。这时奇迹发生了:一个已宣告死去的宗教又复活了。

  1865年,在日本禁教后重新建立的第一所长崎大浦天主堂(现为日本唯一的西式国宝级建筑),来了一群衣衫破烂的农民,为首的乡下接生婆告诉法国神父,他们是隐藏的天主教徒。以为天主教在日本早已绝迹的神父又惊又喜,随后经过秘密探访,发现仅仅浦上周围,隐藏的天主教教徒就有近五万人,基督教世界为之震惊。全日本的百万天主教教徒等了250年,整整七代人,终于等来了他们的“罗马神父”。这位乡下接生婆杉本百合,亦成为日本基督教史中“打开历史大门”的传奇人物。

  东西方文明在重重艰难中,交汇接触而又中断的那一页悲壮的历史,早已翻过。日本佛教圣地高野山,是今天许多欧美人士投宿寺庙,修行体验东方文化的圣地。清晨,按高野山投宿的规定,大家跪在佛堂听诵佛经、捻香礼佛,然后再吃早餐。肃穆地跪在佛堂体验东方佛教文化中的欧美游客,可能他们绝未想到,在日本禁教时代,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特权的佛教寺院也曾助纣为虐,参与过对天主教教徒的迫害——但那个时代毕竟过去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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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同舟共进》 2017/10 文 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