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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解放石家庄——纪念石家庄解放70周年(2017/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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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旧称“石门”。它地处华北平原腹地,北靠保定,东临衡水,西倚太行,与北京、天津、济南三大都市几乎等距相望,素有“南北通衢,燕晋咽喉”、“千年古郡,百年新城”之称,是我国重要的综合性交通枢纽。

  1947年11月6日,按照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我军发起“石家庄战役”,仅用6个多昼夜时间,便一举攻克了这座防守坚固的华北重镇,开创了我军攻克坚固设防城市的先例,成为由人民解放军独立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

  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城市毛泽东主席复电同意进攻石门

  我党我军创建初期,随着著名“三大起义”的失败或失利,证明我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此路不通”。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将部队拉上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我党选择、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经过20余年的艰苦奋战,随着我军力量的积蓄、民众的觉醒及军事战略思想的成熟,到二十世纪40年代中后期,我军即已具备了攻克大城市的实力。于是,解放石家庄的战役便成为我军“夺取大城市的首创”(朱德语)。

  1946年6月,国民党军在美国支持援助下,开始向中原、华东、晋冀鲁豫、晋绥等解放区发动大举进攻,挑起了中国的全面内战。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

  1947年3月,胡宗南又大举进犯我党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延安。面对10倍于己的强大敌人,党中央被迫决定“一分为三”、主动“撤离延安”: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转战陕北”,在马背上主持中央和军委日常工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率部分中直机关干部前往华北,从事党中央委托的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进驻晋西北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

  转战陕北中的毛泽东,一直惦记着中央工作委员会到达晋察冀后的工作。当刘少奇、朱德等刚刚进驻西柏坡,便收到了毛泽东于6月14日发出的关于“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将土地会议开好”、“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的指示电。指示电中关于军事问题的电文,实际就包含有“解放石家庄”之意。

  其实,早在全面内战爆发前,毛泽东就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下达了相机夺取“三路四城”的作战任务。“三路”是:正太路(河北正定至山西太原),同蒲路(山西大同至蒲州镇),平汉路北段(北平至石家庄段);“四城”是:大同、太原、保定和石门(今石家庄)。

  那时,尽管我军已经有了大规模运动战的实战经验,但要进攻大城市,心理准备却并不充分。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发言人邓文仪断言:“石门可保无虞”,“解放军攻不下任何重要城市。”石门守敌国民党军第32师师长刘英更是扬言:“共产党没有飞机、坦克,休想拿下石家庄。”党内不少同志对此也顾虑重重。

  然而,随着1947年春我军先后取得“保南战役”、“正太战役”的胜利,彻底切断了石家庄与保定、太原等城市间的联系,石家庄实际已成为一座“孤城”。尤其是10月11日“清风店战役”(位于河北定州),我军消灭了国民党军近两万人,并俘虏了包括驻守石门的国民党军第3军军长罗历戎等在内的10余名高级军官,我军军心为之大振!此时的人民解放军,在政治素质与官兵士气上,已经强于石家庄守敌,具备了强攻这座坚固设防城市的条件。

  因此,当10月22日清风店上空的硝烟尚未散尽之时,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便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发电,表示将“乘胜夺取石家庄”,以完成一年多前毛泽东交给晋察冀军区的作战任务。

  10月23日,朱德、刘少奇连续从西柏坡发出了两封电报。一封是发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建议批准晋察冀野战军攻打石家庄的计划,指出:“我们意见亦以打石门为有利。”并称:“石门无城墙,守兵仅三团,周围四十里长的战线,其主管官被俘,内部动摇,情况亦易了解。”另一封电报则直接发给晋察冀野战军,指出:“请你们预为准备各种补充。待军委批准后,用全力来进行此战役。”

  23日当天,毛泽东亲拟回电,代表中央军委批准了晋察冀野战军的作战计划,同时明确指出:“如北面敌南下,则歼灭其一部。北面敌停顿,则我军应于现地休息十天左右,整顿队势,恢复疲劳,侦察石门,完成打石门之一切准备。然后,不但集中主力九个旅,而且要集中几个地方旅,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将重点放在打援上面。”

  毛泽东的批复指示下达后,石家庄便成了“一颗成熟的果子”(聂荣臻语),就等我军去“采摘”了!

  朱总司令亲自参与制订作战计划毛主席的作战指导原则得到完全体现

  在收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批复后,晋察冀野战军即刻进人到攻打石家庄的战前准备工作中。10月24日,我晋察冀野战军在河北安国召开会议,研究和制定解放石家庄的作战计划。在朱德的指示指导下,野战军初步确定了“勇敢加技术”的作战指导思想。

  此时的石家庄,尽管已经完全陷于孤立,但它仍像一个楔子,横插于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之间。并且城防坚固,周围有长30余公里、深宽各7米左右的“外市沟”和15余公里长的“内市沟”以及市内名目繁多的6000余个明碉暗堡组成的“三道防线”。在内外市沟之外,布有铁丝网、地雷区,市沟内则有电网和暗堡。外市沟的内沿,布有一条50余里长的环城铁路,平时由装甲车巡逻,战时为活动堡垒。尽管石门未设城墙,但却沟壑环连,暗堡林立,犹如“地下城墙”。因此,朱德总司令对我军攻克石家庄的作战行动极为重视,决定亲自出马,深入前线进行具体指导。

  27日下午,朱德在秘书和卫士的陪同下,从西柏坡驱车赶往安国,来到晋察冀野战军的驻地。在安国,朱总司令视察了我晋察冀军区炮兵旅的各个战斗分队,一连转了5、6个村庄,并重点检查了我军榴弹炮、山炮和迫击炮的准备部署情况。他不辞辛劳,不仅参加了我炮兵、工兵的战前协同会议,而且专门接见了炮兵旅第一团的排以上干部。朱德在会上说:“毛主席提出‘阵地攻坚战’战术,我们炮兵就要研究为步兵打开突破口,打掉敌人碉堡,支援步兵向纵深发展。”又说:“我们强攻石家庄,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意义都很大。这是一次最实际的练兵,部队要在实践中学会依靠手中武器战胜固守城市之敌。如果这一招成功了,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就没有了。”因此,“前途就只能是我军必胜,蒋介石必败!”

  10月31日,在朱德的全程参与下,晋察冀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正式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解放石家庄”的作战命令。从此,解放石家庄的战役进入到战前的实战准备阶段。

  1947年11月1日,晋察冀野战军的主要领导、石家庄战役的主要组织指挥者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等,陪同朱总司令来到村外的小树林,一边散步,一边研究攻城问题。当谈到攻城在后勤保障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时,朱德当即令秘书给晋察冀军区领导聂荣臻、肖克发电,要求晋察冀军区要确保野战军在攻打石家庄时的各项战略物资供应,特别是弹药的供应要充足,并准备好攻城部队伤亡后的人员替补工作。

  随后,在朱德的直接参与指导下,经过反复的深入研讨,野战军攻城部队制定出了详细的攻城作战计划。即:集中第3、第4纵队及冀晋、冀中军区共4个独立旅和炮兵旅,组成“攻城集团”;3纵从西南,4纵从东北,冀晋军区部队从西北,冀中军区部队从东南,四面“强攻石家庄”。集中第2纵队、冀中独立第9旅、第3军分区、第9军分区部队,共约5个旅组成“打援集团”,于定县一带阻击援敌。同时,为尽早发现并迟滞援敌,由第2纵队1个步兵营,其余3个纵队再各派1个骑兵连,编成“前进支队”,进至保定以南陉阳驿、大白团一带,采用运动防御作战方式,节节抗击援敌。另外,为了增强攻击火力,朱德还下令从华东野战军调来1个榴炮营支援石家庄前线;又令察哈尔军区独立第4旅及第5、第7军分区部队,向平汉路北平、保定出击,破坏敌人交通,钳制平、保援敌。在统一号令之下,晋察冀解放区共动员了10个旅的部队,以及近10万民兵和4000余辆大车,全力支援解放石家庄战役。

  与此同时,为全面体现和贯彻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精神,作战方案还对“攻城”、“打援”两大集团的作战行动,进行了具体部署。规定:如果敌人从北面南下增援,那么打援部队就要依托唐河、大沙河、滹沱河三道河流防线,坚决予以阻击,并大量杀伤、消耗和疲惫援敌。这样,攻城部队的第3、第4纵队,就要将攻城任务移交给冀晋、冀中军区部队,并火速北上,与打援部队一起歼灭援敌,然后再回师进行攻城。同时规定,如果敌人援兵未来,各攻城部队就要合力、奋力攻城,务求必克!

  这一计划,完全体现了毛泽东主席复电中指出的“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将重点放在打援上面”的战略部署。

  可见,这是一个极其细致周密、不管援敌来与不来,都“务必攻克(石门)”的作战计划,既体现了前线官兵对毛泽东决策的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也显示出了朱德及前线指挥员“不打则已,打则必取”的决心和信心。

  朱德年过六十执意于一线指挥作战毛泽东主席再三发电劝其不要亲临前线

  石家庄战役很快就要打响了,可朱德总司令依然停留在前线指挥所里,不肯离去。为了我军总司令的人身安全,晋察冀野战军一线领导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等,多次反复地劝说朱德到冀中军区所在地的河间去。但朱德一再摆手拒绝。

  对于年过花甲却执意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朱德总司令,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始终放心不下。他多次致电晋察冀野战军,要求朱德速回西柏坡。可朱德依旧“不听”,他憨厚慈祥却又执拗地说:“大家都在这里嘛!敌人的飞机未必就能找到我朱德……”

  因此,就在11月1日野战军领导陪同朱德一边散步一边研究作战计划那天,毛主席直接给远在西柏坡的刘少奇发去电报,指出:“朱总到杨得志、杨成武处帮助整训一时期很好,但杨、杨进攻石门或他处作战时,请劝朱总回工委,不要亲临最前线。”

  直到这时,经过刘少奇的规劝和杨得志等人再三的苦口劝告,朱德才最终妥协下来,无奈地说道:“那好吧,我不加重你们的负担,就不留在这里了……”接着又幽默地说:“岂有此理!野战军司令向总司令下‘逐客令’!没得办法呦,我只好到冀中军区去找孙胡子(孙毅)了。”这样,朱德才最终离开前线,来到了冀中军区所在地河间。

  1947年11月6日凌晨,解放石家庄的战役正式打响了!

  我参战部队参照从“清风店战役”中在罗历戎军部缴获的一张《石家庄城防图》,“按图索骥”,开始实施攻城行动。我攻城部队利用隐蔽、突然的行动,在我军强大炮火的掩护下,以爆破、突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办法,勇猛进攻石家庄外围之敌,最先占领了石家庄机场。

  接着,我野战军炮兵部队利用日制“三八式”野炮对石家庄发电厂进行急袭。顿时,全市陷入停电状态。

  8日16时,我军对石家庄外围发起了全线进攻。冀晋军区部队从西北攻打大、小安舍;3纵从西、南方向攻打留营,大、小谈村,王村,城角庄,西里村和西三教;4纵从东、北方向进攻义堂、花园村、云盘山(一高几十米的土丘,在今桃园一带,现已铲平)等;独8旅从南部攻打元村、彭村;独7旅和冀中军区部队从东南攻打槐底……

  至9日,敌人守军坚守的内外市沟之间的据点,全部被我军逐一攻克。11日夜,经过市区内20余个小时的激烈巷战,全市大部被我攻城部队占领。

  12日8时,我军开始向国民党守军的核心工事发起总攻……可就在这时,一直用电话与杨得志保持密切联系,始终关心、指导着这场作战行动的朱德,再次打来电话,想亲自到前线看一看。经过野战军首长的紧急商议后,杨得志向朱德表示:“我们一致不同意,请总司令讲讲民主吧!”就这样,朱德才没能够亲临前线。

  但我军各级指战员们,对于朱总司令的关怀表现出由衷的感谢。在朱德的深切关注和及时指导,以及杨得志等前线首长的正确指挥下,我军广大指战员不惧牺牲,奋力冲击,12日中午12时,经过先后6天6夜多的激战,石家庄全城便获解放!

  在石家庄战役中,我军歼灭了国民党军石门城防司令兼第32师师长刘英以下共24288名守军,拔掉了横亘于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的一颗钉子,为日后两区合并为华北军区创造了条件。

  解放石家庄战役,充分验证了毛泽东提出的以炮兵和工兵支援步兵作战的“城市阵地攻坚战”的可行性、有效性,为我军后来进攻国民党重兵驻守的各大核心城市创造了完美的范例。后来,杨得志司令员在其回忆录中自豪地说:“石家庄毕竟拿下了,不是3年,而是7天,解放军没有飞机坦克也照样进了城。”

  石家庄解放后的第二天,朱德就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发去电报,向晋察冀军区全体官兵表示热烈祝贺!并高度评价石家庄战役“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的首创,特嘉奖全军”。

  接着,朱德又于18日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一路颠簸,驱车赶到野战军驻地,参加了野战军政治部召开的总结石家庄战役经验交流会。在他不知疲倦地参加了各种的庆祝活动、视察了石家庄的全城之后,于12月10日写信给毛主席,详细总结、汇报了解放石家庄战役的过程和基本经验,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主席当天便将此信向全国各中央局、各野战军转发,要求各地遵照执行。

  应该说,早在1939年12月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就曾指出:“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战,当1947年6月全国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后,我们党工作中心就应该逐步从农村转向城市。为了顺利实现这一战略性转移,党和毛泽东从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进行了充分准备。首先在军事上,毛泽东及时下达了相机夺取敌占城市的作战任务,我军各级指挥人员积极响应中央号召,结合实际,积极制定切实可行的攻城计划,为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创造了先决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石家庄战役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和深远的政治意义,它对于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重大的战略价值,尤其是促成了我党开始将工作中心从农村转向城市……

  为纪念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役,朱德在总结解放石家庄的作战经验后,曾赋诗一首《攻克石门》,诗曰:

  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

  尽灭全师收重镇,不教胡马返秦关。

  攻坚战术开新面,久困人民动笑颜。

  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

  期刊架位号[1109]  

  (摘自《军事史林》 2017/11 文 刘炳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