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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陵墓之前设置石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在今陕西省兴平县境内的西汉源骑将军霍去病（前140年一前117年）墓前，原来“冢上有竖石，前有石马相对，又有石人”（《史记·霍去病列传》），现仍保存石刻14件。有初起马（前足刚起立的战马）、卧马、卧虎、小卧象、卧牛、卧猪、鱼、龟、蛙、胡人、怪兽食羊、力士抱熊。马踏匈奴人等，但这些石刻的制作和陈列都是为了表彰霍去病生前战胜匈奴的赫赫战功，正如把他的坟墓建造成像他战胜匈奴的地点祁连山一样，与后来陵墓前面神道两侧陈列石刻的性质迥然不同。
墓前神道两侧设置石兽始于东汉，主要是作为标志物，象征着吉祥和驱除鬼怪。东汉应劭《风俗通》记载：“墓前树梢，路头石虎。《周礼》：‘方相氏葬日入扩，驱魍象。’魍象好吃亡者肝脑，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墓测以禁御之，而魍象畏虎与柏，故墓前立虎与柏。”魍象即魍魉（传说中的一种妖怪，所以墓前要置石兽以防其侵犯。同时墓前陈列五兽还具有象征墓主身份和地位的作用。南朝沈约（441年-5l3年）《宋书·礼志》记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唐朝封演《封氏闻见记》也写道：“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仪卫耳。”神道石兽既然具有多方面功用，帝王将相、官僚贵族自然是捷足先登。
东汉光武帝刘秀（前6年-57年）的陵前便陈列有石兽。《水经注·阴沟水》称曹操之父曹嵩墓前“夹碑东西，列对两石马，高八尺五寸，石作粗拙，不匹光武隧道所表象马也。”其中隧道即神道。于此可知，刘秀墓前神道两侧陈列有精美高大的石象、石马等石刻。
皇帝陵前陈列石兽，王公贵族也竞相效尤。东汉官僚墓前除陈列有虎、羊、马、骆驼之外，还出现了石狮、天禄、辟邪之类的石兽。安邑县长尹俭墓地上，石闭与石褐之间，陈列有两只相对而立的石狮子（《水经注》）；长水校尉蔡瑁的墓前陈列有“头高九尺，制作甚工”的石天鹿（即禄）（《水经注》）；襄阳坞失名墓神道旁立有狮子、天禄（《水经注》）；中常待州辅墓（《水经注》）以及南阳县宗资墓（《后汉书·灵帝纪》李贤注）前的石兽胳膊上甚至分别镌有“天禄”、“辟邪”字样。这些狮子、天禄、辟邪多数已无存。
从东汉陵墓石兽现存实物来看，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岗宗资墓前铭文中的“天禄”、“辟邪”，以及四川省芦山县樊敏墓、杨君墓和高颐墓阔前石兽，形象与南朝陵墓石兽相似，只是制作比较粗糙。这些石兽形象并不一致，有的有角，有的无角；有的有翼，有的无翼。如宗资墓前天禄高1．65米，长2．20米，右翼前镌有“天禄”二字；辟邪高l．65米，长2．35米，右翼前原镌有“辟邪”二字，现已漫漶不清。这一对石兽的脊背从头到尾雕有圆珠形的椎骨，伸颈张口，目圆眸鼓，胸部凸起，两翼欲展，匍匐于地，尾巴卷于臀部，凶猛中又显出温顺，其造型与南朝帝陵麒麟相似。
再如巴郡太守樊敏墓前的一对石兽，肩上有翼，头上无角；附近另有一件石兽，体形较小，头上无角，肩上无翼。杨君墓前一对石兽，头上无角，肩上无翼，头部从顶到项有鬈毛，形态与前者相似。芦山县石马坝还有石兽两件，一件是羊，另一件头生一角，肩上有翼，头有鬈毛，颏下有须，左前腿伸出。高颐墓阈前排列的一对石兽，体积较大，头大张口，无角，双肩有翼，翼尾有两根伸到臀部的健羽（翎毛），形制与南朝王侯陵墓前辟邪相同。
至南朝时期，陵墓神道石兽造型已经一致，似狮非狮，似鹿非鹿，而且具有严格的等级区别：皇帝陵前石兽，一作独角，一作双角；王侯墓前石兽皆无角。这些石兽均有翼，姿态生动传神。
关于南朝陵墓石兽名称，历来说法不一。生活在唐玄宗、肃宗时代的许嵩《建康实录》中称丹阳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石兽为辟邪，而唐朝姚思廉（557年-637年）《梁书·武帝纪》却称之为麒麟；南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统称南朝帝王陵墓神道石兽为麒麟。本世纪以来，历史、考古方面的专家对南朝陵墓石兽名称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大体有4种看法：朱希祖《六朝陵墓调查报告·天禄辟邪考》认为独角为天禄，双角为辟邪，无角为桃拔；其子朱契《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认为独角为麒麟，双角为天禄，无角为辟邪；姚迁、古兵《六朝艺术》认为南朝陵墓石兽分为无角、独角、双角，代表了3种不同的动物，其中无角的应称为狮子，独角的应称为麒麟，双角的应称为天禄；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则认为帝陵前的石兽，无论其独角还是双角，都是指的神鹿，故应统称为麒麟，王侯墓前无角的石兽应统称为辟邪。东南大学建筑史专家们，如刘敦帧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认为：“现存南朝陵墓大都无墓阈，而在神道两侧置附翼的石兽；其中皇帝的陵用麒麟，贵族的墓葬用辟邪。”
由于南朝陵墓神道石兽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均是当时人们根据想象创造出来的“神兽”，因此，通过分析比较，征诸文献史料和实物材料，杨宽、刘敦帧的观点较为合理，南朝帝陵前石兽统称为麒麟，王侯墓前石兽统称为辟邪。
麒 麟
麒麟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深受崇敬的灵异瑞兽，早在《诗经·周南·麟之趾》、《礼记·礼运》、《春秋·公羊传》以及《史记·司马相如传》等书中已有记载。根据《礼记·礼运》记载，“麟、凤、龟、龙”称为“四灵”，麟为“四灵”之首，因为它“含仁而戴义，吉中钟吕，步中规矩，不折生草，不食不义，不饮垮池，不入坑阶，不行罗网”（《宋书·符瑞志》）而被称为“仁兽”。我国民间广泛流传的“麒麟送子”的传说便是对其为仁兽的认同。麒麟的出现往往被看成是圣贤降世的标志。《毛诗义疏》称：“圣人出，王道行则见。”《宋书·符瑞志》也称：“明王动静有仪则见。”麒麟因其罕见，又被用来比喻罕见的人才和事物，成语“凤毛麟角”便是此意；西汉丞相萧何曾造“麒麟阁，以藏秘书，处贤才也”（《三辅黄图·汉宫殿疏》）也是这层含义。麒麟还被用来表示对幼儿聪颖的美称。晋代顾和两岁丧父，小时候便有清操，他的族叔顾荣相当器重他，曾说：“此吾家麒麟，兴吾宗者，必此子也。”（《晋书·顾和传》）《玉台新咏》这部南朝诗集的作者徐陵（507年-583年），幼时聪慧过人，德高望重的名僧宝志和尚曾用手抚摸其头顶，称其为“天上石麒麟也”（《陈书·徐陵传》）。
历史上麒麟多见于北方地区。在梁朝沈约《宋书·符瑞志》中，收录了自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至东晋成帝威和八年（33年）共455年之间麒麟出现的史料15条，共计75次，其中绝大多数麒麟均出现在北方，建康（今南京）仅出现五次。由于麒麟是“仁兽”，因此捕获麒麟或伤害麒麟，往往被看成是不祥之兆，甚至被看成灾变的象征。孔子因鲁哀公伤麟而绝笔《春秋》（宋裴因《史记集解》）；司马迁因汉武帝获麟而以之为《史记》述事的终结（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因而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才有“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之语。东汉服虔指出：“麟非时常所见，故怪之，以为不祥。”一语道出了孔子、司马迁对伤麟、获麟的心理感受。麒麟作为我国古代罕见的动物，其出现受到人们的关注是必然的。然而麒麟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它与南朝帝陵前的石刻麒麟是否相同呢？从文献资料记载来看，两者并不一致。南朝帝陵前的石麒麟一般都是成对出现，体型高大，昂首挺胸，口张齿露，兽身双翼，长须垂胸，四肢前后交错，头顶独角或双角，足趾呈利爪状，兽身纹饰华丽，雄壮秀美。整个造型夸张适度，想象丰富，生动而富有灵性。文献记载的麒麟形象与此迥异其趣。
据大约成书于战国时代的我国第一部词典《尔雅》记载：“麟，麇身牛尾一角。”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字典，它解释“麟”为“大牝鹿”，即大母鹿；释“麟”：“仁兽也，麇身牛尾一角。”后人多沿用此说，并加以想像发挥。晋代葛洪写道：“麟，兽之圣也。寿二千岁。”（《全晋文》卷117）。《毛诗义疏》称：“麟，马足，黄色，圆蹄，角端有肉”，“麟，似麟而无角”，并且说麒麟的共同特征是“背毛五彩，腹毛黄，不履生草，不食生物”。宋朝裴因《史记集解》引后魏张揖的解释：“雄曰麒，雌曰麟。其状麇身、牛尾、狼蹄，一角。”梁沈约《宋书·符瑞志》也有记载：“（麒麟）麇身而牛尾，狼项而一角，黄色而马足。”清代大学者段玉裁在给《说文解字排注时，综合各家之说，提出自己的看法：“（麒麟）状如麋，一角，戴肉，设武备而不为害，所以为仁也。”由此可见，麒麟的共同特征是麋身牛尾，黄色，一角，马足圆蹄，与现实生活中的鹿相接近。从麒麟两字的写法来看，《战国策·齐策》两字偏旁皆作“马”，原是指良马；同书中的《赵策》偏旁作“马”，指珍兽。晋朝葛洪《西京杂记》记载西汉高官五柞宫青格观前树下，“有石骐麟二枚，刊其胁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这里的石骐麟偏旁仍然从“马”。无独有偶，在河南邓县汉代彩色画像砖墓中，有一标明“骐麟”的画像砖，铭文偏旁也从“马”，所画动物马形蹄足，独角有翼，严然是一匹“天马”。可见麒麟的形象在汉人心目中尚未定型，只是到了南朝时期，麒麟的形象才通过陵前石刻的形式正式定格并流传至今。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文献记载的麒麟皆为一角，而南朝陵前石麒麟既有一角又有双角，这当作如何解释呢了。其实，南朝陵前双角的麒麟又称天禄。现存传说为南宋龙大渊著录的姑玉图谱》上绘有汉代的天禄书镇，其图即为双角。天禄就是天鹿，汉代天禄阁遗址曾出土天禄画瓦，足以证明（陈直《汉书新证》）。天禄是一种神庙，麒麟也是一种神鹿，两者均为神鹿的一种，属于同一种动物。梁朝任肪称这种动物为“石麟”，他在《述异记》中记载道：“丹阳大姑陵，陵下有石胶两枚，不知年代。”梁萧子显（489年一537年）《南齐书·豫章文献王嶷传》里把宋文帝陵前石兽也称作“麒麟’。所以按照当时人的称呼，南朝帝陵前的有角石兽应该统称为麒麟。南朝陵墓神道石兽中，共有麒麟22只。
辟 邪
辟邪的本义是偏邪不正。《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辟邪之人而皆及执政，是先王无刑罚也。”《国语·周语上》记载：“国之将亡，其君贪冒、辟邪、淫佚、荒怠、粗秽、暴虐。”《晏子春秋·问上》也记载：“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党。”这几则史料里的“辟邪”都是这层含义。
其后，辟邪的含义引申发展为避除邪崇。据汉代训诂学著作《小尔雅·广言》记载：“辟，除也。”在三国魏明帝曹睿的宫中，称呼仆役给使为辟邪（《三国志·魏书·魏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相传吴大帝孙权有3四宝刀，6口宝剑，其中1宝剑便以辟邪命名（晋崔豹《古今注·舆服》）。
辟邪作为古代传说中神兽名称的出现大约要到汉代。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著《急就篇》卷3记载：“射题辟邪除群凶。”唐代颜师古注：“射魑、辟邪，皆神兽名也……辟邪，言能辟御妖邪也。”辟邪这种神兽的作用便是“辟御妖邪”。
那么，辟邪的形象如何呢以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弋山离国有“挑拨、师子、犀牛”。三国魏孟康解释“桃拔”这种动物形象时说：“挑拨，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这条文献记载的辟邪是一种似鹿、长尾、双角的动物。恰玉图谱》中收录的汉代玉质辟邪水洗却无角，说明汉代人对辟邪的认识并不一致。
辟邪被用作陵墓神道石兽也是在汉代。如前所述，东汉时期，官僚州辅和宗资的墓前均设有两只铭文石兽，一只胳膊上刻“天禄”、另一只胳膊上刻“辟邪”字样。辟邪以陵墓神道石兽的身份与天禄共同出现，显然是象征着吉祥和驱除鬼怪灾难。
从目前保存下来的东汉陵墓石兽来看，河南南阳市卧龙岗宗资基石兽和四川芦山县樊敏墓。杨君墓，以及雅安县高颐墓阙石兽与南朝石兽相似。但这些东汉石兽形象很不统一，制作也较粗糙。多数头上无角，肩上有翼；少数头有角，肩上无翼。我们推测，在这些石兽中，除了宗资墓前铭有“辟邪”字样的石兽外，很可能有一部分在当时也被称为“辟邪”。
辟邪一般与狮子相配对。南北朝时期，北魏每逢佛像出行日，均由人扮狮子、辟邪，在前导路（《中国风俗词典》）。唐朝秦韬玉《豪家》诗里也有“地农镇角香狮子，帝额侵钩绣辟邪”之语，反映了辟邪与狮子的相互关系。
南朝王侯墓前石兽状若狮子，头上无角，体态高大肥硕，气势恢宏雄俊。其与狮子最大的不同便是腹侧饰有双翼，具有强烈的动感。再从唐朝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来看，文中称“秦代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明确无误地将帝王陵前的神兽区分为麒麟和辟邪，因此，我们认为将南朝王侯墓前石兽称为辟邪是比较妥当的。
南朝陵墓神道石兽中，共有辟邪28只，其中包括出处、时代及用途不明，但现在置于神道石兽下面的小辟邪2只。这些辟邪中，4只辟邪在丹阳，2只在句容，22只在南京。
南京地区现存18处王侯墓前的大小22只辟邪，以桂阳简王萧融墓的时代最早，以临川靖惠王萧宏墓的最为完好和威武雄壮。
石 柱
神道石柱，又名华表。表、石柱、表木、交午木等。古代常常被立在宫殿、宗庙、亭邮、津渡等建筑前面，也被立在通衢大道上和陵墓前面。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相传最早的华表是唐尧设立的“诽谤之木”（《大戴礼记》），它是用来表示王者虚心纳谏，并且供人们指陈政治过失，提取不同意见的木柱子。华表还有另一个用途，即设在通衢大道边作为路标，指引道路。
晋朝崔豹《古今注·问答释义》有这样一段对话：“程雅问日：‘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表水也。以横水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也。’秦乃除之，汉始复修焉。今西京谓之交午木。”
诽谤木这一原始华表的形状，据三国时韦昭说，就是当时的“四柱木”，又称‘咬午柱”；晋崔豹说，以横水架在立柱顶端，形状就像井旁用来汲水的桔槔一样。从尧帝到三国韦昭。晋崔豹已时过数千年，况且尧设“诽谤之木”又是后人附会的一种传说，因此，韦昭、崔豹所描述的诽谤木这一原始华表的形状，脱离不开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特征。但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早期的华表除了在柱顶装有十字形的横水这一种外，还有一种是在柱顶装有一根横木。
在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石刻中，有一种像亭子一样的小房子，房顶上立着一根圆柱，柱顶上两横水交叉成十字形，这是如今保存最早的交午柱形象。《汉书·尹赏传》颜师古注认为这种装在房顶上的交午柱就是华表。立于宫殿、城垣等处的，柱身往往刻有花纹。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3“龙华寺”条说洛水上作浮桥叫“永桥”，南北两岸“有华表，举高二十丈。华表上作凤皇（凤凰），似欲冲天势”，是指桥的两头立的华表上刻有凤凰图案。
华表被用于陵墓不晚于战国时代。梁朝吴均《续齐谐记》记载战国时期燕昭王墓前便立有木质华表。至西汉时期，华表用于陵墓现象十分普遍，而且华表上还书有文字。汉文帝时，淮南厉王刘长派大夫但。土伍开章等人出去谋反，事情败露后，刘长把开章杀死灭口，立衣冠家，“树表其上”，上书“开章死埋此下”（《史记·淮南王传》）。汉哀帝时，原涉扩大先父坟墓的规模，“买地开道，立表”，因其父曾为南阳太守，所以在华表上书“南阳仟”（《汉书·原涉传》）。这一时期陵墓华表大多仍为木质，但并不排除出现石质华表的可能性。唐朝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然则墓前石人、石兽、石柱之属，自汉代而有之矣。”从现有资料来看，东汉时期墓前华表广泛流行，多用石质，又称为石柱。如东汉中山简王刘焉的墓前便树有石质的神道石柱（后汉书·中山简王传》李贤注）。东汉桂阳太守赵越、弘农太守张伯雅、安邑长尹俭等人的墓前均设有神道石柱（《水经注》），作为墓前神道的标志。这一时期石柱上往往题刻有诸如“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之类的字样，并且雕有纹饰。
现存最早的神道石柱是东汉时期的，山东省博物馆收藏的汉琅琊相刘君墓柱、北京石景山出土的汉幽州书佐秦君石柱等等，形制。结构、雕饰基本相似。柱身圆形，雕刻隐陷直刳棱纹（又称瓜棱形直纹、瓦楞纹），柱身接近柱头处有方形石额，上刻“汉某某官职某某之神道’牢样。石额下面浮雕双螭或双虎，再下饰垂莲（又称覆莲）绕柱一周，与隐陷直到棱纹相接。柱身上雕刻首尾相交的双螭。整个石柱造型与南朝陵墓神道石柱相似。
三国两晋时期屡禁厚葬。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年）诏令：“石兽碑表，即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中“表”即神道石柱。但这一时期设置神道石刻现象并未绝迹。现存洛阳河洛图书馆的“晋故散骑常传骠骑将军南阳堵阳韩府君神道”题字，据考证为西晋时期的神道石柱铭文。1978年，河南省博爱县发现篆刻“晋故乐安相河内奇府君神道”字样的神道石柱，也是西晋时期的遗物。该神道石柱由柱头（已失）。柱身、柱座构成。柱身作圆柱体（即凸出）条纹，又称“束竹纹”。柱身上都有额，额上刻有文字。柱座为方形，无纹饰。总体结构造型与南朝石柱相似。东晋今仅存杨府君神道石柱柱额文字拓本，全文为：“晋故巴陵郡察孝骑都尉枳杨君之神道君讳阳字世明涪陵太守之曾孙隆安三年岁在已亥十月十一日立”。全文共7行43字，分3段书写，字作隶体，但楷味甚浓，柱额形制与南朝石柱相当接近。此外，和南朝神道石柱可资比较的实物还有河北定兴县义慈惠石柱，这座纪念性石柱建于北齐天统五年（569年），在莲瓣柱座上建立八角形的柱子，柱顶置平板，其上置一座面阔三间、进深两间的小石殿。往身上段的前面作成长方形柱额，其上刻铭文，柱的形体耸秀，基本上保存了汉以来华表的形制。
南朝陵墓神道石柱由柱头、柱身。柱座三部分构成。柱头包括装饰有覆莲的柱盖和仁立在柱盖顶部的小辟邪，这与宋代柱盖顶部立一对鹤（《清明上河图》）和明清时期柱盖顶部立吼不同。柱身圆形或椭圆形，雕刻隐陷直刳棱纹20至28道不等。柱身上方接近柱盖处，凿有长方形柱额，长度超出往身直径，额上刻有朝代、墓主官衔、谥号之类的文字。柱额文字一般一作正书，一作反文；或是一从左向右读，一从有向左读。柱额两侧线刻有礼佛童子（一说僧人执莲花）或者龙、凤、莲花之类的图案，柱额之下一般刻有神怪浮雕，浮雕之下有一圈绳辫纹，再下为一圈交叉缠绕的双龙纹。柱座上圆下方，上为两条头部相连、尾部相交的螭龙，据汉代王逸称：螭是一种神兽，“宜于驾乘”。双螭均有角有翼、双足长尾、张口衔珠，环伏围绕着一个圆形平台，平台中间有方形或长方形挥孔，神道石柱柱身的掉头便安插在其中；双摘之下为方形基座，基座四面一般刻有神怪浮雕。
南朝神道石柱均成对排列在陵墓前面的神道两侧。柱额一般都朝向神道人口处，唯有丹阳梁文帝萧顺之（梁武帝之父，死后益日文皇帝）陵前神道石柱柱额面面相对，是个例外。从实地勘查情况来看，神道石柱的柱头。柱身。柱座是分别用石料精工雕琢后，拼接组装而成的。因此，现存南朝陵墓神道石柱在经风沐雨近1500年后，多数柱头已失，相当数量的神道石柱仅剩柱座。
南朝陵墓神道石柱还有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从下往上柱身逐渐收缩变细，用建筑学上的术语来说叫作“收分”，其功用是既增加了石柱的稳定性，同时又平添了几分美感。
现存33处南朝陵墓神道石刻中，共有神道石柱22个，分布于12处南朝陵墓前。除丹阳梁文帝萧顺之建陵、句容梁南康简王萧绩墓各有两个神道石柱外，其余18个神道石柱均在南京境内，尤以梁吴平忠侯萧景墓神道石柱保存的最为完好华美。
值得注意的是，南朝陵墓神道石柱以梁朝陵墓数量最多，齐朝陵墓仅见齐武帝萧赜景安陵，其它朝代陵墓均不见石柱。据《南史·齐像章文献王嶷传》记载，齐武帝为了改变宋文帝刘义隆长宁陵神道的路线，“徒其表、阙、麒麟于东冈”，可见宋文帝陵前原来也有石柱。又据《宋书·五行志》记载：“宋武帝大明七年（463年）风吹初宁陵隧口左标折。”“隧口”指神道的出人口，“标”指的就是神道石柱。《建康实录》记载此事时称“大风折初宁陵华表”，可见宋武帝刘裕陵前原来也有神道石柱。另据《南史·江智深传》记载，刘宋孝武帝妃殷氏的墓前也有石柱。据此可知，南朝陵墓皆有神道石柱，除宋文帝刘义隆长宁陵前有石阈外，其余南朝陵墓均无石阙。因此，南朝神道石柱在某种程度上兼有汉代盛行的石门的功用。
石 碑
碑，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为“竖石”。大约在周代，碑便在宫廷和宗庙中出现，但它与现在的碑功能不同。宫廷中的碑是用来根据它在阳光中投下的影子位置变化，推算时间的；宗庙中的碑则是作为拴系祭祀用的牲畜的石柱子。史载：“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窆（音贬，意为埋葬）用木。”（《仪礼·聘礼》郑玄注）碑还有一种用途，就是用作举行葬礼的葬具。由于当时贵族官僚墓穴很深，棺停运到墓旁边时，往往在墓的四角设碑。《礼记·擅弓下》记载：“公室视丰碑。”汉代郑玄注：“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停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即辘轳），下棺以缕（粗绳索）绕，天子六缕四碑。”唐朝孔颖达疏：“下棺以缕绕者，缕即绋也。以绋之一头系棺缄，以一头绕鹿卢。”用今天的话来说，“丰碑”是砍大木头做成的，形同石碑。棺停下葬时，在墓穴四角各设置一个，碑上有圆形穿孔，孔中系绳，绳子一头绕在轱辘上，一头系在棺停上，将棺停平稳地放人墓穴之中，殡仪结束后，这种木碑往往就埋葬在墓穴中。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碑碣》记载：“天子诸侯葬时，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贯绳索，悬棺而下，取其安市。事毕，因闭矿中。”这里的“下棺之柱”指的也就是木碑。据说在陕西凤翔发掘的秦公大墓，墓矿四周还有残存的这种木柱。应该说，是先有带穿孔的木柱，后才有石制带穿孔的石碑。
墓碑便起源于古代用作牵引棺停下葬用的“丰碑”。最初是木质，没有文字，后来人们为缅怀逝者生前的业绩，利用现成的木碑，在上面书写逝者的生平事迹以及歌功颂德之辞，碑首中间仍凿有圆孔，叫“穿”，这样，墓碑便正式形成了。刘熙《释名·释典艺》对于墓碑的起源和演变是这样描述的：“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无故（应为物故）建于道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东汉之前的墓碑大多为木质，腐烂无存，所以北宋欧阳修《集古录》感叹道：“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碑碣，卒不可得。”但东汉以前的石碑也有少量流传下来。现存最早的墓碑是西汉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的《镳孝禹碑》碑文写道：“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平邑（？）里镳孝禹”。该碑是清代同治九年（870年）在山东发现的。碑高1.45米，表面粗糙，未经磨光。
东汉时期，重视厚葬，墓碑风行。前面曾引《宋书·礼志》的记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南朝梁时刘勰《文心雕龙》也写道：“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不仅王公贵族墓前树碑，就连一般的庶民百姓乃至童孩墓前也树碑，如《隶释》卷9有《故民吴仲山碑》，《蔡邕集》有《童幼胡根碑》。这一时期墓碑已由木质发展到石质，而且铭有碑文，制作精致，大多经过磨光。碑首尖的叫“圭首”，圆的叫“晕首”，碑首中间有圆形穿孔。有的碑有“穿”，如江苏南京溧水东汉《校官碑》；有的碑首还浮雕出龙纹，如东汉晚期四川雅安《高颐碑》；有的碑侧刻有花纹，如东汉晚期的《乙瑛碑》。
三国两晋时期，一改东汉的厚葬之风，崇尚薄葬，禁碑之风盛行。帝王陵墓之前不设石碑。门阀土族经过皇帝特许，方可在墓前树碑，如王导、温峤。郗鉴、谢安等人均树有石碑。在《全晋文》中，仅东晋著名文士孙绰书写的碑文就保存有7篇，它们是：《丞相王导碑》、《太宰郗鉴碑》、《太尉庾亮碑》。《太傅褚褒碑》、《司空瘐冰碑》、《颖川府君碑》和《桓玄城碑》。遗憾的是，这些墓碑无一遗存。到了南朝，虽有碑禁，但已成一纸空文。帝王陵墓神道石刻中，石碑与石柱、石兽均成对出现，成为一项固定的制度。
南朝石碑，由碑首、碑身。碑座（龟跌座）三部分组成。碑首呈圆形，碑身呈长方形，碑座为角趺形，又称龟趺座。碑首顶部圆脊上，两侧各浮雕着相互交结成辫状的双龙；碑首正中有一长方形额，额内刻有与墓主有关的朝代。官衔、谥号之类的文字；额下有圆形穿孔，穿孔为古制的孑遗，已无实用价值，仅起装饰作用，南朝以后不复有此；额四周线刻龙、凤、火焰。云气。莲花等纹饰。碑身正反面均刻有文字，文字四周饰以卷草纹之类的纹饰；碑身侧面有的饰以浮雕图案及线刻画。碑座为一角趺，龟趺又名敝屣（音必戏）。古人认为龟是灵物，耐饥渴，有很长的寿命，所以用它托碑。五代以后，我国开始流传“一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的说法，并且根据每个龙子不同性格、爱好等特点，把它们装饰在不同的器物上。它们是：敝屣，善于负重，形象是驮石碑状；鸱吻，喜欢眺望，装饰在屋檐上；饕餮，习性贪馋，装饰在食具上；睚眦，性凶恶，喜杀戮，装饰在兵器上；狴犴，憎恨犯罪，装饰在监狱门上；狻猊，喜好烟火，装饰在香炉盖上；叭夏，喜欢水，装饰在桥栏杆上；椒图，讨厌生人，装饰在大门口；蒲牢，爱好音乐，装饰在钟纽上。明代杨慎《升庵集》也有此说法。龟的名声，到宋以后才逐渐不雅了。南朝陵墓石碑的碑座刻物，可以理解为龙子之一。其形状似一只大乌龟，凸目昂首，一足前迈，作负重匍匐爬行的姿态。元代翰林传讲学士袁桷曾参与朝廷很多勋臣碑铭的撰作，他有诗咏道：“龟跌负穹石，浮语极褒多。”从实地调查情况来看，石碑的碑首。碑身为一块整石雕琢而成，碑座是用另一块巨石雕琢而成，两者之间以神卯结构相连，浑然一体。
南朝陵墓石碑与神道石柱一样，从下往上逐渐“收分”，变小变窄，但肉眼是无法观察出这种微小变化的。“收分”既增加了石碑的稳定性能，又增加了整个石碑的美感。
南朝陵墓石碑，今天所能见到的唯有梁代石碑，但这并不是说宋、齐、陈没有石碑。南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便著录有《齐宣帝陵碑》，齐宣帝萧承之为齐高帝萧道成之父，死后被谥为皇帝。清代袁枚《梁武帝疑陵诗》（实指陈武帝陈霸先万安陵）写道：‘富有穹碑无文字，万万蝇书记某吏。”足见至清代陈武帝陵前还有石碑遗存，只是由于时代递迁，多数帝王陵寝石碑湮没无闻罢了。现存梁代石碑，多数剥蚀严重，文字磨灭。南宋曾极《金陵百咏·没字碑》咏叹道：“漫漫荒地浸绿芜，残碑一丈载龟跌。当年刻画书勋伐，雨打风吹字已无。”可见，早在南宋时期，墓碑已面目全非。目前，梁代陵墓石碑共有12通，4通石碑较为完整，全部在南京境内；8通石碑仅剩龟跃座，其中6个角跌座在南京，2个龟跃座在丹阳梁文帝萧顺之建陵前。这些现存的梁代石碑中，以梁安成康王萧秀墓石碑数量最多，以梁始兴忠武王萧谵墓石碑文字最为完整，以梁临川靖惠王萧宏墓石碑雕刻纹饰最为精致华美。今人歌咏六朝石碑形象地写道：“六百座碑，胜迹犹堪论兴废；三千行字，遗迹自可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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