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巷里的纯真年代

图文:冯方宇

我 5 岁的时候,随父母来到中山北路的一个小巷里居住,这是父亲单位刚分给他的房子,父亲工作的地方与我们的新家仅一巷之隔。那是 1981 年,还没有上学的我,整天就在这条小巷玩耍,这是一条典型的民国住宅小巷,门牌是中山北路 150 号。当时南京大部分街巷都基本保持了民国首都的格局与风貌。民国时期,中山北路一带大多是行政办公区,这条街上分布着外交部、最高法院、立法院、首都饭店、国际联欢社、交通部,行政院等一系列有份量的建筑。

我还清楚记得小巷的风貌:小巷的入口有两个水泥柱子,两扇蓝灰色的大木门已经腐朽不堪,早已不能使用,慵懒的靠在墙上。进入小巷,一条夹杂着鹅卵石的水泥小路略呈弧度的延伸,路两旁的梧桐树顺着小巷一直排列到尽头,高大繁茂的枝叶把小巷的天空遮挡得严实,既使在最热的夏日里,树阴下也有清爽的凉意,树叶缝隙间滴落的点点光影,见证了那段逝水年华里小巷居民们快乐知足的生活。

小巷的尽头是一个神秘的大院,大门关的时候多,开的时候少。虽然近在咫尺,多少年来,我们从来没有走进过这个大院,更无缘一睹它的庐山真面目。

神秘大院的东面,有条煤渣铺就的小路,通往一个小半岛,此处叫西流湾。这里也有一个院子,不过住的都是平民,可以随意出入。院子的大门早以毁坏,里面有几座民国小宅,都是平房。这里当年究竟是何人的居所,已经无从考证了,但我想当年这个房主定是独具慧眼,把雅居安在这个地方真是羡煞旁人。也许 30 、 40 年代的中山北路并没有多繁华,但两旁林立的行政办公大楼,每日里吐纳的办公车辆一定为数不少,肯定也显得稍有喧闹,在这个政治氛围浓厚的地方竟藏有一汪清澈的潭水,温柔的绕着一个小半岛划出一个水湾。居住岛上,三面环水,波光粼粼,风景怡人,闹中取静,真是难得的理想居所。

父亲所在的单位在小巷入口几步的光景,因为就在我家院子对面,是我小时候经常光顾的乐园。依稀记得,这应是一座民国时期盖的两层办公楼,我的印象就是破旧、灰暗、阴森。黄色的老墙皮显示这大楼的年龄,踏上一串水泥台阶,进入大门,立即像进入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地方,楼道里昏昏暗暗,拉下电灯开关的绳子,幽黄的顶灯里陈列着密密麻麻的昆虫尸体,斑驳的墙角里满是挂满灰尘的蜘蛛网,木窗上悬着锈迹斑斑的窗勾子,窗框的红漆全都褪了色、卷裂的漆皮,一碰就掉。一层中间的台阶上去,分出左右两座楼梯,上到二楼,父亲的办公室就在这里,这是老式办公楼的经典样式。办公室里,脚下的木地板被踩的嘎吱嘎吱响,暗红色地板漆早已被磨白。由于办公楼内的阴森恐怖,童年的我很怕在里面走动,经常会有一些关于鬼怪的臆想出没,使我置身楼中总有一种探险的心情。

这栋办公楼在几十年前到底是什么部门使用的至今不得而知,只是在父亲的单位里流传着一种说法,称这座办公楼是原来国民党一处重要的办公机构,当年军统特务头领戴笠经常出入于此,所以他们单位的人称这是“戴笠办公楼”。而我们家的院子,就是当年办公楼的车库。 70 年代,车库被分割改建成了民居, 80 年代初,其中一间成了我们的新家。

除了到办公楼探险,最让我流连忘返的是办公楼前的空地,这里长满高高的杂草、淹没了报废的汽车与铁栏杆,以及其它奇奇怪怪破破烂烂的杂物,这是我和那时的小伙伴们最喜欢玩耍的秘密基地。记得曾经在这里,把邻居家被风吹落的衣服偷偷的埋在杂草下的泥土里,还因为焚烧杂物与父亲单位传达室的老头发生争执,用石头砸破他的头,鲜血直流。

斑斑劣迹下,致使父亲把我送进当时还很少有人上的学前班,秘密基地里的闹剧才得以遏制。一年后,我进入了位于人和街口的山西路小学,与民国小巷分属中山北路两侧,隔街相望,小学亦是一座不知名的民国办公机构建筑改建而成,由于年久失修,底楼的教室竟要加上木柱支撑。

小学同学里有一位身份特别的女生,总是受到老师们额外的关照,平时也总是独来独往,入学不久我就发现她原来是我的邻居,就住在民国小巷尽头那个神秘的大院里。那时,我们放学后经常会到同学家去玩,但这位女生从不让别的同学到她家去做客,每次走到家门口,里面会有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警卫员给她开一个小门,她侧着身子慢慢的挤进去,眼中充满了防备。

据父亲说,神秘大院以前是一个大汉奸的住宅,现在住着一位军区老干部。军区老干部为什么要住在大汉奸的房子里呢?年纪小小的我常有这样的疑问。有时也看见老干部的黑色伏尔加轿车缓缓驶入巷内,深色车窗玻璃密不透风,阻绝外人的窥探。神秘的大院、神秘的大汉奸、神秘的老干部……,这是童年的我对小巷最大的好奇。不过,老干部也有个烦恼,紧邻大院的外墙,有一个国营东方红漂染厂,厂子虽然很小,但散发出的浓重的染料味道着实让过路人掩鼻。

上学后的我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到小巷之外,当时人们最爱去的就是中山北路上的军人俱乐部和和平电影院,每逢周末到那这两个地方看电影是大家最佳的消遣方式,因为票价只有两角钱。而我们最喜欢的去的是紧临小巷的儿童影剧院,那时刚建成不久,我们最喜欢去看周末的动画片专场,只放“黑猫警长”第二集和“葫芦娃”。那时的湖南路只有路口比较繁华,有几家规模不小的国营店,南北货商店,还有一座很大的国营旅社,而湖南路的深处则是条幽静的小路,因为这里绝大部分是军区的地盘。山西路广场上总是树着莫名其妙的“现代雕塑”,周围的国营大店基本都是利用民国时的旧房,门前都是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树,山西路也是一条不大的路,两旁均是老式的商铺与住宅,可以说,直到 80 年代中期,山西路一带仍保留着民国街道的风貌。

90 年代中期,我们家原来的院子被拆,建了一座肯德基餐厅,后来卖过童装。不久后,整条小巷的建筑被拆,包括那半岛上的民国小宅,很长一段时间这里是工地。军人俱乐部变成了一个 shoppingmal 和超大的图书批发市场,内部的电影厅改成了 KTV ;和平电影院也日渐衰落,最后改成了一座影视城;儿童影剧院因为没有儿童片可放改成了“青春剧场”,与其它电影院无异。 90 年代后期,南京盛行搞市民广场,这里被一并规划到了山西路市民广场,在我们家原来的地方建起了小红花艺术团大楼,这个“现代化”建筑现在可是山西路广场的标志。如今,唯有门前那棵梧桐树还能让我去追忆当年生活过的小巷。而与梧桐树相比,建筑的生命力是多么的短暂……。

民国小巷现已不复存在,而我一次路过时,却惊喜的发现,那座神秘的大院——大汉奸的旧居——神秘老干部的住宅仍然被保留着,只是大院还是依然神秘,高墙森严,参天大树将建筑隐蔽,入口难觅。在二十多年来对神秘大院的好奇心驱使下,我绕着大院苦苦找了几圈,终于发现旁边的一个侧门开着,我也侧着身子悄悄的挤了进去,这时我才得以一窥神秘大院的真容。原来老干部的住宅也被一道高墙隔成了两半,这一半已经变为民房。高墙那一半,依然不得而知。不过这已经足够我了解这所宅子了。

“这宅子到底是谁的?”,“大汉奸么,周佛海的公馆”,宅子里的一个老者解开了我多年来心里的疑问。周佛海,何许人也?了解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 1921 年,在上海秘密召开的中共一大会议上,就有周佛海的身影。周佛海 (1897-1948) ,湖南沅陵人。年轻的周佛海才华出众,早年留学日本,曾参与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自诩为“中国的列宁”,但受到日本军警的监视,周佛海不敢再谈共产主义。中共一大后,在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广州未回上海前,周一度代理书记职务。之后,周佛海又回日本完成学业,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在这段时间,引受到日本学者《早熟的革命》一文的影响,周佛海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 1923 年,即将毕业的周佛海已经娶妻生子,面对即将失去日方学习资助的周佛海深感生活的压力,正在茫然无措的时候,一封戴季陶的来信让周佛海欣喜不已,戴季陶在信中称蒋介石政府愿出每月 200 大洋的高薪聘请周佛海回国任职。 1924 年,周佛海便不动声色的脱离了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而后在广东、上海、武汉等地任大学教授。直至 1926 年,才辗转的投到蒋介石的门下。 1926 年蒋介石复出后,周佛海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 1929 年任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部长、中央宣传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二处副主任, CC 十大头目之一,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作为蒋介石的重要幕僚,周佛海仕途一路顺风,号称蒋的“文胆”。

30 年代初期,民国要人纷纷在南京置地建公馆,周佛海携夫人杨淑惠东奔西跑,最后终于发现了西流湾这块风水宝地。 1932 年 4 月,周氏公馆动工, 11 月底,周佛海举家入住。

1937 年,正当全国兴起抗战高潮时,一批和周佛海臭味相投的国民党要员经常在西流湾这幢精美的小洋房内聚会,为首的是胡适,常来的有张伯苓、高宗武、陶希圣、梅思平、朱绍良、顾祝同、熊式辉等人。当时正值凇沪战役,日军久攻上海不下,便经常派飞机来骚扰南京。南京经常空袭警报大作。为了躲避日机轰炸,一帮大男人天天躲在周家的地下室内,大唱反调和低调。他们天天谈论的不是如何抗日,而是大讲所谓的“和平”。他们认为,中日作战的结果,必定两败俱伤,而成功的是共产党。他们仍然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国民党如果抗战,既不能“攘外”,也无法“安内”,死路一条。他们还以为英美决不会援助中国。如此等等。胡适竭力主张,和日本的外交关系不能断,此事应由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日本通”高宗武去办。谈得高兴,胡适笑着对周佛海说:“你这里成了‘低调俱乐部'了!”抗战期间臭名昭著的“低调俱乐部”就出于此。当然,胡适后来当了国民党驻美大使,就不唱“低调”了。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周佛海是个典型投机政客。 1938 年,日军占领南京,国民政府暂退到武汉,在这里周佛海与汪精卫有了正式接触,很快就结成投降联盟,而在 1932 年蒋汪合作之前,周佛海与汪精卫还是水火不容,互相攻击。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后,周佛海和汪精卫逃离重庆,正式投入日本人的怀抱。汪在河内,周在香港,一唱一和,发表汉奸言论。 1940 年 3 月 18 日,周佛海从上海回到南京,为“国府还都”做准备工作,抵京后周下榻在离自己公馆仅数十米的首都饭店, 20 日下午,周与日方交换完“还都宣言草案”后,便迫不急待的回到西流湾公馆查看,只见昔日漂亮的公馆残墙断瓦,荒芜不堪,竹林与垂柳已无踪迹。周大为感叹:“今生今世,再无返旧宅之时,今竟归来,亦当时所始料不及也。” 随即吩咐人三月内修复。 3 月底,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周佛海充当“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警政部长”,再加上一个中央储备银行行长。周佛海大权在握,风云叱咤。

1940 年 7 月 6 日,周佛海全家迁回西流湾公馆,可好景不长, 1943 年 1 月 11 日下午,西流湾公馆突然起火,火势立刻蔓延,周抢出重要物件逃到楼下,大火将二楼、三楼焚毁。面对冒着烟的废墟,周佛海顿时“颇觉凄凉”。经过一年零四个月后,西流湾公馆修缮一新,周回到旧居,不禁悲欢交加。

可这次,老周的赌注彻底押错了。随着汪精卫的死去,日本在战争上的颓势,此时周佛海内心已狂燥不安,他不停的和各方面的人物接触,为自己的退路打算。最后周佛海还是重新投到了蒋介石的门下。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前夕,周被蒋任命负责上海一带的治安。 8 月 16 日,汪伪政权垮台, 9 月,周佛海等人被关押到重庆“白公馆”,过了一年提心吊胆的软禁生活后,周佛海被押到南京的老虎桥监狱。周佛海满以为自己“将功补过”的行为将得到老蒋的庇护。在随即的司法审判,周佛海极力为自己辩护,大谈自己的“功绩”,上演了一出闹剧。迫于强大的舆论,老蒋也保不了周佛海。 1946 年 11 月 7 日,高等法院以“特定第三四六号特种刑事判决书”,判处周佛海死刑,这对仍幻想“司法解决”的周佛海无疑是晴天霹雳。在妻子杨淑惠的奔走和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等人的说情下, 1947 年 3 月,蒋介石“特赦”,将周佛海的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在阴冷铁窗下过着苦闷的生活,周佛海陷入绝望,在狱中十分想念自己在西流湾公馆的舒适生活,还写下诗句“月明人静柳丝垂,彻耳蛙声仍旧时,底事连宵鸣不在,伤心欲唤主人归”。 1948 年 2 月 28 日,周佛海因心脏病复发,死于老虎桥中央军人监狱。

回头来看这座周氏公馆,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公馆前面原有一座漂亮的花园,在正中花坛下,建有三座地下室。公馆的中心部分为三层,采用了中式传统建筑的四方攒尖顶;后半部的楼廊则是圆柱型墙体,两排两米高的玻璃窗,顶部为半圆形攒尖顶,两旁有烟囱;公馆两侧为二层,顶上有一圈简单的云纹装饰。东侧的外立面阳台是一圈仿古式的中式柱栏,而西侧的外立面阳台则是比较简单的西式护栏。二楼顶上有东西两个露台,两露台有一条走廊相连。

在公馆的正面有门厅,门厅二层是中式柱栏阳台。走进公馆的门厅走廊,发现建筑的细节做的非常出色,梁架上是仿古旋子彩画的浮雕,走廊内顶上有吊顶,走廊灯的周围有一圈漂亮的荷花浮雕。公馆表面是细密的青砖,房间的南面三扇窗户并列排开,一层与二层之间的空隙由回型纹样装饰点缀。几十年后的公馆已有很多被改建,原先的花园被一分为二,假山怪石已无踪迹。这座公馆早已衰败不堪,但仍可看出当年的精致,在民国的公馆建筑中,周氏公馆可谓是出类拔萃的。

今天,大汉奸的故居没有被拆,并不是因为它的建筑漂亮,也不是因为它和考试院前的和平塔一样,能作为一个卖国求荣的历史见证,更不是它可以作为一件文物保留下来,而是因为院子现任主人——军区老干部的特殊身份。也不知道老干部如今是否安康?子女后代过的怎样?总之,在一个巷子里生活了多年,从没见过面,也永远不可能见到……。

很多的事不曾记得,或已漫漫淡忘。 1985 年,一个星期一的早晨,上小学的我因为迟到不敢参加学校操场上的升旗仪式,独自徘徊在寂寞的民国小巷里,年幼的我心中满怀忐忑愧疚,眼里噙着泪水,朝着国旗升起的方向,默默的行队礼,默唱国歌……。那个在记忆里渐渐泛黄的纯真年代,终究因为小巷的消失而无从寻觅。

就在那年,我们举家迁往父亲单位新修的职工宿舍楼,从此离开了民国小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