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布拉格，就很容易理解卡夫卡为何要那样写小说了。比如，为什么会有《城堡》？因为住在伏尔塔瓦河的右岸，的确能看见左岸那巍峨高大却又若即若离的城堡。比如，为什么卡夫卡笔下的现代办公室生活如此机械乏味，仿佛流放地与刑房？因为他完成律师培训后，在保险公司工作。为什么在《变形记》里，主角变成一只甲虫后，父亲会表现得那么无情？因为现实生活中，卡夫卡很惧怕他的父亲。

　　众所周知，村上春树很喜欢卡夫卡，还专门有个小说叫做《海边的卡夫卡》，小说里，主角完成了精神上的弑父。

　　话说，读村上春树多的人，大概能注意到两件事：他对中国人颇有好感（比如，前三部曲里的酒吧老板就是中国人）；他不直接写自己的父亲。

　　村上春树的父亲是个僧人之子，曾被拉进队伍，参加过侵华战争。村上少年时听父亲谈论过在中国的一些事，令他极为震惊。他少年时曾看见父亲在餐桌前祈祷，“为了所有战死的人”，村上形容说，他当时看父亲的背影，“仿佛看见死亡的阴影”。

　　村上春树与卡夫卡一样，都在写许多如梦似幻的情景，以便完成对父亲阴影的抗争。因为父权整体是倾向阳刚的，倾向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也许能够解释，村上春树小说里，能为主角提供温暖港湾的，大多是女性。

　　那么，一个中国人，如何对待自己父母的控制呢？1987年，上海有个电视剧叫《好爸爸坏爸爸》，描述了一个性格偏急的上海爸爸，做饭洗衣很积极，但急起来也打儿子。主题曲歌词原文有如下句子：“哪个爸爸不骂人，哪个孩子不挨打？打是亲来骂是爱，还是那个好爸爸！”

　　我自己从小没被打过，所以看这歌词振振有词，都愣住了。考虑到上海向来得风气之先，这剧里父亲还是个正面形象，却依然宣扬爸爸打骂孩子，“打是亲骂是爱”是合理的。由此可见，这种“只要是为了你好，怎么都是合理的”，就是我们父母那辈的普遍心理。这里面多少掺杂着一些丛林法则，一点父权色彩。

　　这一代大多是独生子女，父母投注太多，父母的控制欲难免最重，潇洒放手孩子的终究是少数。而孩子们的心态却更微妙。我有些朋友心地善良，又觉得父母对自己的长期控制乃是必然，总觉得再忍一忍便好，却发现许多父母的执念越老越重。真要独立，却总是做不到。某种程度上，他们仿佛是自愿将自主权交给父母的。

　　李安早期电影杰作“父亲三部曲”，围绕着郎雄先生扮演的父亲，谈论亲情关系。《饮食男女》里，郎雄默默地看着三个女儿嫁的嫁、单的单，自己也去找了真爱；《喜宴》里郎雄看着儿子的感情，看破不说破；《推手》里郎雄打着太极拳还跟老太太们温柔聊天。算是一个温厚慰藉又通达隐忍的理想老父亲形象了。但这样的情节，未免过度理想化了。

　　就在《饮食男女》里的最后家宴上，郎雄扮的朱师傅如是说破了中国式家庭的真理：“家所以为家，就在于还有这么一点彼此的顾忌。”

　　但越是情感不敏锐的父母，越容易少顾忌，越容易出现：父母单方面控制，觉得子女归附自己理所当然；而孩子也默认如此的情景。所以中国式的家庭，很难做出卡夫卡或村上春树笔下那样与父亲决裂的自立。

　　一个大家都不太乐意面对的现实是：孩子独立这事，迟早总会发生。《饮食男女》的解决之道是：父亲找到了自己的兴趣与快乐。《喜宴》的解决之道是：亲子彼此让一步，彼此妥协了。

　　似乎到最后，能解决亲子之间纠连的，也只有这两个法子。然而，大多数的亲子都走不出这一步。

　　期刊架位号[86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