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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君是我在大学里，第一个能以朋友关系互称的老师。

　　她比我大不了几岁，身上却贴了太多标签，北大高材生，知名作家的得意弟子，大学里的青年讲师——我以为像她这样风趣幽默又做事认真的老师，没几个学生会不喜欢。

　　可真正熟悉起来后，我才知道，她的烦恼跟其他的大学老师也没什么不同：“我觉得我很努力了，明明认真做了课件、也很仔细地备过课，可还是有很多人不听我的课，课上问再简单的问题，都没人愿意回答……所以要说当老师吧，我其实挺没有成就感的。”

　　进大学以来，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听老师说类似的话了。

　　比起中学时期师生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关系，大学老师们似乎少了点儿人情上的权威。

　　上课玩儿手机？别开声音影响别的同学就行；作业做得不认真？交作业已经算是给老师面子了；很多人逃课？没关系，反正那些人来了也不会听课……

　　时间长了，让人忍不住心生疑虑：大学里真正的弱势群体，其实是这群老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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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老师都一样，日子久，就都这么被逼成‘佛系’了。”

　　教新闻史的老师一脸安详地对我说出这句话时，脸上的笑容有些无奈，又透着股看破 一切的理所当然，“所以对我来说没关系啦，反正我教书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

　　我忍不住问：“学生积极性不高……也没关系吗？”

　　回想这位老师惨淡的课堂氛围，连我都想给他点支蜡。

　　比L君的中文课堂更夸张，新闻史的课永远只有半人来上，同学们也永远紧紧依偎在最后一排，随意散漫得像是来开茶话会。

　　“我习惯了嘛。”

　　“那，就没有学生比较齐的时候吗？”

　　“有呀，学校评教的时候。”他笑着说，“评教时不来上课，被查到了的话，学生会被教务处记大过噢。”

　　他笑得像个微博的搞笑段子手，我只觉得心酸：“为什么不管管他们？”

　　“我不想被学生讨厌，也不想被他们打低分啊。”想了想，他又说，“何况那么多人，我连他们的脸都记不住，哪里管得过来？”

　　问题兜转一圈，又回到原点。

　　因为彼此不了解，所以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

　　学生们埋怨老师不关心学生、不能满足学生所需：老师们则无奈于学生早退逃课、一上课就个个变身低头族。

　　这种师生关系像是一个无解的怪圈，慢慢变成恶性循环。

　　所以我决定永远都不告诉他，大家每天都在背地里吐槽他衣品差，管他叫“花红柳绿新闻史”。

　　“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你们还是多关心一下L老师吧。”采访结束时，他不忘一本正经地向我强调，“趁她还年轻，还满怀热情，没有变成像我一样不喜不悲的人。”

　　我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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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事实是，L君已经不需要我关爱了。

　　新的学年，她停掉了糟心又没什么人愿意听的选修课，向我描摹她未来的教学蓝图：“我想了很久，没有成就感，可能是因为我的学生太多了。人多了，总有不愿意听的嘛……所以我想，只要把这个基数降下来，就可以进行我一直以来推崇的精英教育了！”

　　我没听懂：“所以具体打算？”

　　“具体打算就是，下个学期，我不带大班了。”她说，“我去带个小班，没有一两百号人，只要十几二十个就好。”

　　在她眼中，结束死循环的方法，是跳出死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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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不忍心告诉她的是，我还真见过学生人数是个位数的大学课堂。

　　那是城建学院的二专课，那位老师教龄很长，讲起课来思路清晰、条理清楚，连我这个厚着脸皮去蹭课的文科生都能听懂，可台下加上我总共也才九个人，照样没什么人听课。

　　问题根本不在老师讲得如何。

　　问题在于，老师和学生之间，“信息”从来没有对等过。

　　失去了共同生活的土壤和空间，大学里的老师好像只剩下，“上课”这一项任务，既没有与学生见面的时间，也没有多余的交流机会，彼此之间知识储备不对等、生活空间零重合，一切可能性都被挤压。

　　到头来我能做的，竟然只是在L君不开心的时候，对她发出没什么实际用处的安慰：“因为喜欢这样认真的你，所以你的每节课，我都在认真听啊。”

　　最后一节课下课时，我问那位城建学院的老师：“不会觉得很没有成就感吗？”

　　他有些惊奇，然后朝我笑：“可是，即使只有一个人，我也会继续讲下去的。”

　　所以老师和学生，怎么能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呢？他们明明是共生的海葵与蟹，如世人需才、才亦需世，于彼于此，本来就都缺一不可。

　　真希望有朝一日回应他的，不是一间需要他在离开时绕到最后一排把灯关上的教室，而是语气谜之宠溺的：

　　“即使不用考试，没有考评，我也会风雨无阻，来见你的。”

　　“因为你的课啊，我喜欢听。”

　　期刊架位号[3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