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交响乐事业的“西点军校”(2017/09/22)

2017-09-14

  期刊架位号[5501]

  2017年,上海乐队学院进入了第三个学年,前两届的学生均成功考入全球各地的交响乐团,或者成为音乐教育工作者,为音乐圈输送新鲜血液。两年前,上海交响乐团与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原汉堡北德广播交响乐团)针对音乐演奏人才的培养,签订了为期五年的跨国合作协议:自2016年起至2020年,易北爱乐乐团每年安排多名首席演奏员来沪教学,并与上海乐队学院的学生们共同演出室内乐音乐会。

  2017年4月12至16日,易北爱乐乐团的乐队首席、第二小提琴首席、中提琴首席、大提琴首席、长笛首席、双簧管首席、圆号首席、定音鼓首席空降上海,为上海乐队学院的学生们开设了专业课、重奏训练以及大师班、工作坊等课程,并于4月15日联合上海交响乐团与上海乐队学院的学生们共同举行音乐会,演出莫扎特的《D大调弦乐小夜曲》(K.239)、理查·施特劳斯《变形》《降B大调组曲》(Op.4)以及勃拉姆斯的《降B大调第一弦乐六重奏》(Op. 18)等作品。

  据上海乐队学院的执行长何大耿介绍,“乐队学院”最早的概念是从德国引进的。“世界上最有名的乐队学院就是柏林爱乐乐团下属的卡拉扬乐队学院,它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乐队演奏员。”德奥的培训系统是歌剧院或乐队下面有个乐队学院,学生可以和专业的乐队一起工作,有点像学徒制,但没有文凭。美国的培训系统以曼哈顿音乐学院为代表,它有文凭,但学生是在学校里学习,没有机会和专业的乐队一起工作。“考虑到咱们中国人很看重学位,所以上海乐队学院是将这两种系统合二为一了,既有文凭,又能和专业的乐队一起工作。”

  易北爱乐的团长阿西姆·多夏尔(Ach i mDobschall)表示,由于室内乐大多是四五个人的演出,这次他们特意将之改编成十几个人甚至二十几个人的编制,用小型的室内乐团来演奏,这样就使室内乐变得更有意义。而易北爱乐的乐队首席罗兰·格吕特(Roland Greutter)早在2002年左右第一次和来自上海的乐手合作时,就被他们的专业性以及音乐上的表达震惊了。“以前,中国没有这样的乐队学院,那些天才学生们为了实现他们的音乐抱负,去了德国留学,而现在,他们可能不需要这么做了。”格吕特觉得自己很荣幸能作为乐队学院的老师来到这儿,学生们的学习能力之强超出了他的想象。“第一天我们还在摸索彼此的共同点,第二天他们就立即改变了自己的演奏方式,进步神速。经过两天的排练之后,他们拉得就好像是和我长期合作的一样。”格吕特还特别强调,自己不仅仅是教学,而是和学生们一起演奏(Play with them),“用音乐来做交流,这胜过千言万语”。

  当被问到德国和中国的学生有什么不一样时,格吕特说:“也许在一开始,因为更加了解文化背景,德国和其他欧洲学生相比中国学生有那么一点点优势,中国学生对特定作曲家的风格还有点捉摸不透,但很快他们就能跟上步伐。”在格吕特看来,一个人不一定非得拥有德奥血统才能演奏莫扎特,因为音乐是没有国界的。“中国的文化比欧洲更为悠久,四千年前,你们就已经有了美妙的宫殿,有瓷器,有各种烹饪食物的方法,而那个时候也许我们还在用手指吃饭呢。”他开玩笑道。

  上海乐队学院与易北爱乐的教育合作重在“实战”——学生与易北爱乐的首席们共同排练、演出,从高强度的实践中提高自己对曲目的理解和演释,掌握职业乐队演奏的风格和技巧。何大耿解释道:“以往我们邀请艺术家过来,无非就是上上小课,而这次邀请的易北爱乐演奏员不仅在课堂上和学生有互动,最关键的是,他们和学生是‘并肩作战’的,用英文来说就是Side by side。”在排练和演出的现场,经常是易北爱乐的首席旁边就坐着乐队学院的学生,“这样首席们就能以自己的演奏来带动大家的演奏,因为乐队演奏是一个团队合作,必须在实战现场里学习怎样‘格斗’”。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今年乐队学院并没有定音鼓的学生,但这次课程中却有一个为期四五天的定音鼓工作坊。为什么这样做呢?何大耿认为“不管是乐队学院、上海交响乐团,还是上海这座城市,都有义务把他们手中拥有的艺术资源和全国各地的同行们分享”。这次的定音鼓工作坊,不但有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定音鼓学生,还有浙江交响乐团、西安音乐学院的年轻定音鼓手们,他们都有机会来向德国优秀的定音鼓手学习。何大耿告诉我们,一个乐队中,最重要的是指挥,第二重要的是乐队首席,而第三重要的,可能就是定音鼓手,“因为定音鼓手掌握着整部作品的节奏和律动”。何大耿对易北爱乐的定音鼓首席斯特凡·柯里斯(StephanCürlis)赞不绝口。“他演奏几乎所有的作品时都是背谱的,不仅记定音鼓的声部,而且把弦乐、木管、铜管、打击乐、竖琴等等声部全部记下来,这是非常难的。”

  2017年2月底至3月中旬,上海乐队学院的学生和毕业生王婧、巴桐和武奥列在易北爱乐2016年的教学期中脱颖而出,受邀赴德国汉堡参加北德广播青年交响乐团主办的名为“无限年轻音乐人”(Young Talent Unlimited)的校外实践项目。在为期三周的交流中,这三位学生与来自德国及世界各地的青少年演奏员们一同参加排练,接受专业指导,并在汉堡新建的易北爱乐音乐厅演出。这个青年交响乐团是易北爱乐乐团教育项目(EducationProgram)的一部分,它由十二到十八岁的青少年组成,其中大部分来自汉堡的友好城市。多夏尔表示,他们希望给年轻的乐手和专业的指挥以合作的机会,“这将是他们在音乐道路上很大的动力和鼓舞”。

  目前巴桐在上海交响乐团担任中提琴手,这次在汉堡交流让她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对待音乐谱面的严谨程度完全不一样。“外国学生们会在演奏中自发地去研究,这个地方如何处理会更好,彼此之间还有互相监督的习惯,而在国内,我们自己拉好就好了。”武奥列则认为这是他们从小学习和接触音乐的教育方式。“我们小时候学琴,对技术方面强调得比较多,而他们更多地强调对艺术、声音的理解。可能因为年龄的关系,他们的技术还没有达到特别过硬的水准,但音乐在我看来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巴桐和武奥列还与我们分享了这次赴德交流中一部特别有意思的作品:安娜·梅利迪斯(AnnaMeredith)的《解放双手》(Handsfree)。它不使用任何乐器,而是通过大家的肢体动作以及所发出的音响效果组成一种节奏,具有视觉和听觉上的双重效果。这对巴桐他们来说很新鲜,“因为我们平时都是拿着乐器上舞台上的”。这部作品共分六个声部,它特别强调乐手们不仅要做好自己的动作,还要记住别人的动作。“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该你了,什么时候该别人了。节奏大部分时候是错开的,偶尔也会合在一起,”武奥列说,“就这么一部时长十三四分钟的三乐章作品,我们至少花了三个整天来排练。”

  无论是什么学校,大家最关心的一定是就业率。对此,何大耿颇感自豪:“我们2016年第一届毕业的乐队学院学生,就业率是百分之百。其中有一个美国的孩子拿到了阿拉巴马大学助理教授的职务,有一个台湾的学生回到台湾大学从事长笛的教学了,其他学生都被一些主流的交响乐团吸收了,比如我们有一个小号的学生现在已经是杭州爱乐的小号首席了,我们今年也有几个毕业生考到省级交响乐团的声部首席了。”他认为乐队学院不仅仅要培养普通的演奏员,“不是说普通的演奏员不好,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它变成一个Role model,需要一些领导力”。正如上海乐队学院的创始人、院长余隆所说,他希望上海乐队学院能够成为中国交响乐事业的“西点军校”,让这些出色的年轻人带动另外一大波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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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音乐爱好者》 2017/08 文 爱米粒)

责任编辑:综合阅览部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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